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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王国忠旁征博引，说人类有史以来就战乱不断，战争似乎是人类本性，小孩子天生会打架、争食。我接过他的话茬说：“这是对实现持久和平的悲观态度”。l947年，我在《英语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七根火柴》，写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情景：由于核武器的使用，地球沦为废墟，只剩三条生命，一个美国人，一个苏联人，一个中国人。战后地球上的物资遭到极大的损失，但面粉堆积如山，大米够吃百年，可惜火柴只剩下七根，人类没有火种是无法生活的。于是，如何分配这七根火柴成为战后和平会议争论的焦点：美国人提出3：2：2，苏联人主张4：2：1，中国人要求5：1：1，争吵几个月，无法达成协议，最后苏联人掏出手枪，“砰！砰！”两响，把美国人和中国人击毙，独得七根火柴，在乌拉尔山上喊道：“乌啦！”这一下人类的持久和平有了保障！我说：“主题是世界上剩下一个人才会有和平。共产党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人类一旦消灭了阶级，也就消灭了战争。”对此，陈澍却提出质疑：“如此说来，在没有阶级存在的原始公社时期就不该有战争，为什么那时部落与部落之间却经常发生掠夺性战争呢？而且极其残酷，把俘虏全杀掉？”
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玄谈，在押的农民都觉得不着边际，却也听得津津有味，对几个知识分子来说则有了交流和平等的对话。
时值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看守所规定学有关文件，王国忠便幽了一默：“昨天，我们学完周管理员（指周恩来，因王所长规定犯人不得称干部职务，一律称管理员）《政府工作报告》，今天读谢（觉哉）管理员《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后天再读张（鼎丞）管理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囚室内笑成一片。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同时也批评了对外工作中主张“三和一少”和国内经济工作中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的错误。我隐约感觉到中央领导层仍有一些头脑清醒者和健康力量，他们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报告还揭露班禅额尔德尼反国家反人民的错误，我联想到姐姐曾致函班禅大师反映我的问题，感到这位宗教领袖在阶级斗争加剧的我国，不仅不能庇护别人，也无力保护自己。
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消息也传进了看守所。赫鲁晓夫原定于1964年12月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没有开成。几经磋商和周折，在1965年3月莫斯科郊外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协商会议，规模比原来的设想小得多，也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决议。《人民日报》撰文说，这是一次凄凉和零落的会议。会后各党领导人回到各自的国家，不知对自己的同志说些什么才好。我原来曾设想兄弟党的集体压力可能改变*“左”的路线，如今落了空。看来，中国的事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40加刑六年
县检察院依次提讯，我是最后一个。按先易后难的原则，我大概是重点吧！
检察员姓杨，态度还平和，大概是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事先研究了苗溪送来的材料，核对了我的姓名、籍贯、简历，何时投入改造，如何组织逃跑，等等。我进行辩解，这次行动是田、刘两人事先商量好，临时通知我参加，并非由我策划；掏墙挖洞也不是我动手的，逃出不远就被捕回，并未作案造成严重后果。问我为何逃跑，我说，主要是换了新环境，生活条件差，不适应，看不到改造前途，才铤而走险，如今已认识到错误，再不会跑了。他又问：“是否准备投奔苏联？”我答：“过去有过那种想法，如今赫鲁晓夫下台，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我辩护过程中，他一直仔细倾听，简要记录，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比较实事求是。
第二次提审我的是县法院审判员施佩龙。他是个独眼龙，戴黑边眼镜，听说是在某公社当书记时曾与豹子搏斗。伤了一只眼睛。他神色严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先向我交待政策：“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现行问题看后果，要我慎重抉择。说完就把我打发走了。一个雨天上午，他又找我谈话，我说自己所犯的现行问题主要是逃跑，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他说，你不要只考虑逃跑，要从投入劳改以来的一贯表现作检查。一个右派分子不接受群众监督，妄图投敌叛国，多年来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拥护党的现行政策，书写几十万字（其实只有十几万字）的材料攻击诬蔑，到苗溪又组织逃跑，企图再一次投敌叛国，问题还不严重吗？你是死心塌地敌视‘社教’，顶风作案，凭你的文化程度和影响力，你当然是组织者，而不只是参与、伙同，你不承认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可以认定。”
施佩龙审案口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却常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念，设定框子，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把互不相关的事实往框子里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而得出应予严惩的结论。在“左”的年代里，法官审讯*都是按这一思维定式进行的，因而整你没商量。如果换位思考，换把椅子来坐，我作审判官来审讯施佩龙，也是这个判法，整你独眼龙没商量。
第三次正式开庭审讯，在院坝里临时布置的办公桌后面坐着施佩龙。旁边还有一位中年女性，像是家庭妇女，朝我盯了一眼，便低头一直编织什么。施佩龙按照程序重复以前的提问，我一一作答，知道再与他申辩是徒费口舌，耽搁住看守所受罪的时光，不如承认算了。以后我得知许多未决犯为摆脱看守所的煎熬，都宁愿承认莫须有的事实，以争取投入劳改，“两害相权取其轻”乃人之常情。看来，看守所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宁愿多判几年，也不愿在看守所多住一天。
施佩龙在结束程序前，询问那位中年女性还有什么意见，那入摇了摇头。显然，这位人民陪审员不过是摆设。
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我曾与杨检察官和施佩龙重逢，杨检察官回忆往事说，你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单纯，态度也诚实，但按当时的政策必须起诉，并向我致歉。施佩龙因“*”中造反积极，后来对政治厌倦，已脱离公职不再当审判官，成了芦山县名噪一时的养殖专业户，被戏称为陆海空三军司令（种兰草，养鸭子，放鸽子）。我去造访时，受到他热情友好的接待，出于礼貌，均未提及往事。其时，他对我加刑六年的判决已被同一家法院宣布*，不知是否感觉有些难堪？
41笑傲宣判会
1965年4月1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刚用过早饭，王所长就喊我与何利荣把行装背好。他掏出一双手铐，一只铐他的左手，一只铐我的右手，我们成了“同铐”，由两名武装持枪押回苗溪茶场。
芦山到苗溪不足十华里，约一小时就走近l3队晒坝，忽然听到麦克风的嗡嗡声和什么人的讲话声，那里正在召开1964年的总结大会。我们从会场边上匆匆走过，我被临时关在集训队的监房里，解开了手铐。
我喘了喘气，隔着大墙，听不清外面的节目进行到哪里。等了半天，重新给我戴上手铐，押到台前。这时总结大会成了宣判大会，县法院的审判员当众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写得冗长，把我写成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一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而我16岁参加革命，任党报记者的历史则被一笔抹煞。新帐老帐一齐算，加刑六年，合并执行二十年。我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个个面容冷峻，如鲁迅笔下那些愚昧的看客，伸长脖子欣赏夏瑜受刑，不禁从内心深处涌出了讪笑；又想起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刑场上宣布这是他们的婚礼。我正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我还有笑的自由，也只有笑能宣泄我的真情实感，表示我对宣判的蔑视和抗议，于是笑容更加灿烂。开始，台下的人们被这笑容惊呆了。觉得不可思议。主持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希望看到被惩处者低下头来，面如土色，而我却坦然面对，从容地笑着，一时不知所措。全场哗然，秩序混乱。这时主持人才想起叫人把我带走，招呼大家坐下，会场慢慢平静下来。
这是当日宣判大会上的一个插曲，也是历年从未发生过的始料不及的一幕。当大会结束集训队的伙伴纷纷与我握手时，出现了更为热烈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