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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它也影响着西欧、第三世界、第二（共产主义）世界的残存者（特别是中国），以及正试图把其经济从中央计划指令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引导的体制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西欧和日本，过去30年经历了政府作用持续增长和市场作用相应减小的过程。例如，在1960年和1989年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ａｎｄ Development）国家中的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8％上升至42％（如果加上所谓的预算外支出，1989年的比重超过50％）；美国的可比预算支出比重是27％和36％①；在法国，混合的保守党—社会党政府积极推进国有工业和银行的非国有化，允许私人电视台参与国有电视部门的竞争，并且援用市场标准来确定企业工资比率，这些都反映出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过时。同样，毫不奇怪，英国保守党政府一直积极努力地使国有工业非国有化，并且使政府作为主要经济分配机构的进程逆转；在德国，从1990年起的东德地区（l？樱der③）与西德的一体化过程已经涉及运用政府政策和资源来恢复市场的作用，并清算以前整个的国有工业结构并使其私有化。
甚至在中国，它曾在由中央指导和政府计划而非市场和价格来解决配置问题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信念，它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有意识的、朝着相似方向的运动：在农业上，在小规模消费品部门，在更大范围的中国几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通过市场价格和竞争而形成经济决策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在大规模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则盛行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尤其分散的农业部门，则依然深受庞大的政府补贴和价格控制的影响。
在东欧、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对用市场化来取代它们以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也普遍地深信不疑。在这些前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中，探索实现有效市场化的几个因素（尤其是宏观经济稳定、解除价格和工资管制、私有化和取消垄断、货币稳定等）的进程千差万别，但它们都表现出对达到市场和政府之间新的平衡的信念，在这种平衡中，市场的决定作用将被扩展。
◇欢◇迎访◇问◇。◇
第8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7）
同样的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也发生在复杂的其他世界中，如（不是那么准确地说）第三世界中。不准确是因为这个世界确实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更像是复杂的、参差不齐的国家集团，其间的差异性事实上比其他两个世界中的差异性大得多。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至今在解决主要的选择问题时，还是有利于政府对主要（资源）配置决策的控制。也有一些数量上相对较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①），是例外，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土耳其。尽管这些新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偶然的倒退（部分是因为贸易条款的临时变动，部分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的临时波动，部分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临时紧缩），但总的来说，它们是第三世界中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成功范例。它们的成功突出地表现在：在解决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中，更注重市场价格和竞争（尤其是国际出口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来，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一直积极地向同样的方向迈进。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政策通常是激励，而不是妨碍市场的主动作用。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菲律宾显然是其中的特例：市场和价格竞争已经相对活跃，然而，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却令人沮丧。
在大多数的其他约140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维持着强烈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的（statist）、（政府对国民经济）干预主义（dirigiste）的倾向，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国家在这些经济体制中的突出作用，还通过它把利益赋予那些追求并最终获得超越政府机构的那些人而得以增强。由于有古巴、越南、东欧和苏联的中央计划指令经济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为依据，在最近几年中，中央经济统制论的这种影响已经减小。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在那里依然存留，并且对倾向于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市场配置，有利于“神学的”或“正义的”或“政府决定的”价格，而不利于市场价格来解决基本的选择问题产生了普遍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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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8）
如果是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或者是完全政府和不完全市场之间的选择，那问题将会更容易。事实上，正如已经指明的那样，实际的选择涉及到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的妥协。本书试图表明：如果不是罪恶之间的选择，那么充其量就是必定具有缺陷的选项之间的选择。更准确地说，目的就是要产生一个非市场失灵理论。这样，不完全的政府表现能够加以清楚地分析和准确地预测，更接近在分析不完全的市场表现中已经达到的程度。
在思考基本的经济选择中，我们应该考虑与每一个选项有关的总的结果，而不是只与单个选项有关的缺陷②。我们需要懂得：或多或少可以预料的政府缺陷并不亚于市场缺陷。
在这个方面，政治学已经超过了经济学。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政治钟摆也许出现过倒摆，但美国、英国和德国保守党政府的重复选举授权（repeated electoral mandates）就反映了政界对过度的政府缺陷的反应。无论如何，这些反应与其说是分析与理智，不如说是感情和挫折。要是在确定公共政策中分析并不比感情更重要，那么，我认为值得在它们之间创造更好的平衡。在此过程中，正规的经济学的内容能够把握选举政治的本质。本书之所以更侧重于论述政府的缺陷，是基于下述判断：许多经济学家、大多数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所提倡的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分析市场的缺陷和非市场的缺陷时，通常都把重点放在市场的缺陷方面。矫正一种不平衡需要另一种不平衡①。
我强调政府失灵，并不意味着它们比市场的失灵更严重或更不严重。更确切地说，这种强调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在经济学文献中，市场的失灵尽管已经从逻辑和形式上得以充分地阐述，但非市场的失灵并未得以相似的分析。
因此，尽管下面的章节提到许多的市场失灵，但与更多地暴露非市场失灵相比，它们被有意地简化了。因为前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得以充分论述而为人熟悉，但后者——非市场的失灵——却并非如此。我因此并不对两者给予同样的论述，而是有意集中论述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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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9）
围绕本书的大体构想，第二章评述了现有的市场失灵理论，并对下面人们普遍熟悉的解释作了概述：为什么可以预料市场的结果既不是有效率的结果，也不是配置公平的结果？为什么公众对这些失灵的理解可能夸大了事实？
第三章开始论述非市场失灵理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职能（即非市场部门）供求的内在特征，以此说明非市场的结果很可能也不是有效的和配置公平的结果。在第三、第四章中，将对所采用的方法作解释性评论。那个方法一方面包括轶事、数据和经验，另一方面包括概念（generalization），理论的、折中的、归纳式的综合。从技术上讲，来自政府经验的例子被引用来说明某些变量方面非市场表现的偏导数的预期征兆。例如，常常与非市场供给相联系的排他性或垄断很可能造成膨胀或过剩成本——非市场失灵的几种类型之一。
第四章运用可以与第二章所涉及的市场失灵类型学相比较的非市场失灵类型学，继续阐述非市场失灵。第四章还思考非赢利组织（NPOs，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非市场和市场失灵面前的相对风险，认为与市场组织的缺陷相比，非赢利组织通常更容易具有非市场的缺陷。
第五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