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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
诚然，某些农场经营者吃得更好。在维生素运动的帮助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在1920～1940年间将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亏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为城市居民所热衷的易消化饮食，乳品行业的销售总额高达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类产业的任何分支，也远远超过了任何农作物。同样，商品蔬菜园主也受益于下面这个事实：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费量是50年前的两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兴衰交替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们——那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产者——控制了自己产品的价格。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曾试图面对这种抱怨。
第一项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过的农业市场法案，创立了联邦农业局。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以购买和控制剩余产品，农业局希望稳定农产品价格，削减中间商的丰厚利润，但它陷入了两种糟糕的误算。首先是世界萧条的紧迫；其次，其降低产出的口号（“种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没有让普通的、手上长满老茧的个人主义者转变观念，他们抱着获利的希望加快了生产，丝毫不理会自愿控制，这样就迫使价格更低。农业局的运作（主要小麦和棉花上）花掉了3。4亿美元，喂肥了投机者，但丝毫也没能阻挡住雪崩。
1931年，当南方的棉花收成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时候，农业局绝望地建议：把正在生长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还是被过剩所淹没，在后来指责翻耕的反新政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想法曾经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到1932年仲夏，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终于，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允许联邦政府控制农业产量，结果白费力气。到头来，在折腾了两年之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购的剩余产品送给红十字会。然而，它的经验教训被新政所牢牢记取。
典型的农夫——他们相信埋头苦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解毒剂——在大萧条的驱策下，表面上干活的时间更长了，并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经济效果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1932年，多半是美国农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握紧了反抗的拳头。这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全国农民假日协会（1927年在爱荷华州成立）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脾气火爆的迈洛？里诺的带领下，假日协会实际上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把牛奶倒入排水沟里。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不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然而，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四面楚歌的农民投票支持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计划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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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变革中的城乡（7）
1933年3月27日，总统把所有农业信用机构——包括联邦农业局、农业贷款委员会以及RFC的某些职能部门——合并到了一起，组成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按比例缩减他们的抵押贷款并支付利息，结果是（在总体经济复苏的支持下），到1936年3月10日为止的一年时间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只有2％，而相比之下，1933年这个比例是3。9％。
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俗称“三A法案”）开始了农业经济的新时代。为了提升价格，该法案规定了7种基本农产品——小麦、玉米、棉花、猪、稻米、烟草和牛奶制品——的“调整后的产量”，后来在某种政治压力下，又增加了另外9种农产品。自愿与政府结成合伙关系以减少过剩并因此提高剩余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生产者，都会根据他的受限配额而得到“利润补偿”。比小规模种植者反应更迅速的大规模种植者，比目不识丁者手脚更麻利的知书识理者，都在这一计划的后面排好了队。1933年初夏，农业部门的代理人走进了数百万农民当中，宣传作物产量控制的福音，直到非国教徒对汹涌澎湃的皈依者感到不安。终于，集体行动蔓延到了农业社群，人们普遍认识到：营销问题眼下比生产方法更加至关重要。
就好像要把他们新的信仰提升到英雄的高度来加以检验一样，AAA要求几百万生产者做一件违背他们最深刻本能的事情：毁灭他们的劳动果实。1933年夏，南方棉花种植者正准备从4；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一次大丰收，这意味着至少有1；600万捆棉花被添加到近几个收获季所留下的庞大库存当中。虽说阻止种植已经为时晚矣，但AAA还是派出了22；000个代理人（主要是志愿者），劝说农民把他们四分之一的种植面积翻耕掉，作为回报，农民们将得到每英亩6～20美元的现金。他们同意了，翻耕了1；000多万英亩耕地。
新闻媒体报道，当南方的骡子（它们被训练得习惯于在两行棉花之间行走）拉着毁灭之犁从棉地走过的时候，它们拒绝踩踏正在生长的棉花。骡子的主人起初似乎更温驯一些，但到了第二年，事实证明他在签约限产时也有这么倔强——他希望能够收获正在上涨的价格所带来的利润——以至于国会不得不在1934年通过了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案。通过对超出种植者配额的纤维制品征收重税，该法案把一项强制措施引入到了AAA；它的伙伴、克尔－史密斯烟草控制法案，对南方的另一种原材料的生产过剩征收了类似的重税，1933年也对它执行了类似的翻耕措施。
1933年，小麦歉收的前景使得这种农产品免于被毁，但在种植玉米和养猪的地带，两美元一头猪的灾难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减产计划，决定了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在劫难逃。农业部长亨利？A。 华莱士写道：“公众不喜欢宰杀猪仔的想法，这是预先就知道的定论。”华莱士从前是爱荷华州一份农业杂志的编辑，后来从共和主义皈依了新政。尽管他把毁灭农产品视为“对我们的文明所作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注释”，并发誓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令人绝望的形势，为孤注一掷的疗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据。新政参与者们认为，比起1930～1932年间“翻耕”掉数以百万过剩工人的工业政策来，有更正当的理由为农业限产辩护。
这次大屠杀产生了1亿磅腌肉，是政府掏钱加工的，并通过联邦剩余救济公司分发给了失业家庭。同年秋天，该公司购买了1。6亿蒲式耳小麦，被磨成面粉分配给被救济者。1934年，在24个遭受旱灾的州收购了700多万头牛。尽管被翻耕掉的棉花当然是不可恢复的，但联邦政府库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发给了失业者。到1935年末，这家机构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共花掉了3亿美元。
1939年5月，一个被称做“食品券计划”的项目，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实施，到1940年末传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该计划旨在把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黄油和鸡蛋分配给贫困的消费者。接受救济者每购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价值50美分的蓝色券，可以凭后者（最终被政府赎回）到食品店换取眼下被指定为“剩余农产品”的商品。类似的“棉花券计划”于1940年5月从孟菲斯市开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农产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对者所遗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它的财政补助和统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坏性割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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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变革中的城乡（8）
时间和最高法院在1936年初的不利裁决，给AAA带来了一些变化。有些农民（他们当中有一些偏远林区的传教士）坚信，作物控制就像生育控制一样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干旱看做是上帝对翻耕棉花的惩罚；但大多数人都嘲笑最高法院关于“州权”的争论，他们问：市场、大风和洪水是否会尊重各州的边界线呢。在两位社会学家采样的96个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