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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爱默生是代表美国人向欧洲文化发布独立宣言。实际上，爱默生关注的是美国的“文化”而不是“美国的”文化，关注的是美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先有“文化”，而后才有“美国文化”，先有“人”，才有“美国人”。所以这一“独立宣言”的实质是单个的人对于社会、传统、习俗的“独立宣言”，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独立宣言：我必须做的事就是那些与我相关的事，而不是人们认为我必须做的事。这一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贯彻的规则完全可以作为区别伟大和卑劣的标准。
坚持这一规则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你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比你自己更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顺从于人的意识而生活是容易的，在离群独处时顺从于自己的本性而生活是容易的。然而，伟人只是那处在喧嚣的尘世中仍能完全轻松愉快地保持独处时的独立性的人。之所以要拒绝对你来说已变得僵死的习俗是因为它总是涣散着你的力量。它空耗你的时间，它使你的性格变得模糊。
每一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拥有自己的性格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在创造文化的时候。一个时代里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田野”。在每一个时代的“田野”上都生长生机勃勃的“亚麻”和“羊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个ｂｏｙ而不是未老先衰的遗少，他们都可以用新鲜的亚麻和羊毛制造出崭新的衣装，用不着穿着祖辈和父辈们遗留下来的假模假式、老气横秋的衣装，用不着在古人的枯骨间爬行摸索。他们脚下的土地是唯一真实的土地，他们用不着舍近求远地寻找并不存在的乐土。只要人是新的，他脚下的土地就是“新大陆”。在这块“新大陆”上，新的人（即“孩子”）可以创造出与他们的先辈们创造的文化媲美的文化。美国人用不着亦步亦趋地模仿被认为是富有教养的欧洲人，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田野”（“新大陆”）上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爱默生在他的时代敏感地意识到美国人在文化上走向独立：
从前那被那些整装秣马、到远在天边的异邦去寻宝的人们不经意地踏在脚下的土地被人认为是比任何异邦都要富饶的土地。穷人的文学、孩童的感情、街头的哲学、家庭生活的意义已成为这个时代的话题。这是我们的时代迈出的巨大的一步。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活力的产生，这活力使四肢灵活，温暖的生命之流涌向手和脚。我不要求什么伟大、遥远、浪漫的东西；我不想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在做些什么；我不想知道什么是希腊艺术或法国东南省份里的歌舞艺术；我拥抱平凡的人和物，我探究那些我熟悉的卑微的人，我坐在他们的脚下。我只要洞明今天的事物，让别人去关注古代和未来的事物吧。
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相信，与旧大陆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相比，美国实在是一个孩子。它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严格的规矩。但身为“孩子”不仅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优势——这个“孩子”即将在世界上成为“最大的”。
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就是对“牛仔文化”的理直气壮的表述。
２．３ “沟通”与“自我依靠”伦理
“独立”从来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同义词。在爱默生看来，独立－－个人相对社会、传统、习俗的独立，恰恰是为了与传统更好地沟通，与他人更好地相处，而不是为了做一个自命清高、与世隔绝的隐士。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与他人沟通－－这如何可能呢？我们先从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举的一个例子说起：假设有６个人围着一桌共进晚餐，他们正热烈谈论一个不在不在场的人——甲先生。在讨论中，我向坐在对面的妻子伊莲眨了眨眼。晚饭后，你走过来问我：“尼古拉，我看到你向伊莲递眼色，你想告诉她什么？”我对你解释说，前天晚上，我们恰恰和甲先生一起吃晚饭。当时他说，和如何如如何相反的是，他实际上如何如何，即使大家都以为如何如何，最后他的真正决定却是如何如何，等等。换句话说，我大约要花１０万个比特才能向你讲明白我用１个比特就能和我太太沟通的话。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是，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有个故事说，有对夫妇把数百个笑话记得滚瓜烂熟，因此只需提到笑话的编号，彼此就能心领神会。寥寥几个数码就会唤醒他们对于整个故事的记忆，使他们大笑不止。”在尼葛洛庞蒂举的例子中，他向妻子传输的只是一个眼神。这个眼神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信号，没有任何独立自足的意义。如果没有预先奠定的“共同的知识基础”，这个代码没有任何意义。同样道理，我们不能把某部经典当作制作好的，有独立自足的意义的成品。它只是一种交往（读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交往）工具，一个为传达者与接受者（读者与作者互为传达者和接受者）提供的相会场所。读者读到这部经典，只是意味着读者与这部经典的作者的相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相识。读者可能因为这部经典与作者相识（沟通），也可能把作者视若路人（无法沟通），“有口无心”地阅读这部经典。
从事向大众传播所谓文化的人为了让读者（受众）与作者相识，就削足适履地对原作进行改编，促成一桩交往行为。但这一交往不是读者与作者的沟通，而是读者与改编者之间的沟通。显然，这种沟通是以庸俗化为代价的。但这种庸俗化的沟通其实是在回避和敷衍问题，真正的“沟通”根本没有完成。那么沟通如何才是可行的呢？爱默生首先注意到了“自我”（ｓｅｌｆ）这一概念。无论是大师，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有一个“自我”。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就是他的自我。在很多时候，一个人与他的自我完全是两回事－－他与他的自我遥遥相隔，他并没有“贴近”（ｒｅｌｙ，通常亦为“依靠”）他的自我。
许许多多人是他自己的侏儒（而他本来是一个巨人），他把自己放逐在自己的王国里，忘记了自己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他终年在自己的王国里行乞，试图依靠始终不可靠的他人，或者在自己的王国里贩运私货，并为小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或感激涕零。而“国王”之所以是“国王”，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只不过因为他们坚实地贴靠着“自我”，结识和领略了他的“自我”。同样，“学者”之所以是“学者”，是因为他们用自己肩膀上的那个大脑来思考，而不是放弃这个大脑而依靠别人（他们眼中的“大师”、“能人”等）的大脑来思考。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在思考，实际上在思想上“行乞”和“贩运私货”。
在每一个人的“自我”（ｓｅｌｆ，即“小我”）之外，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自我”（Ｓｅｌｆ，即“大我”）。关于“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爱默生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小我”是海（ｓｅａ），“大我”是洋（ｏｃｅａｎ）。当我们沿着大陆的海岸线行走时，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的“海”——地中海，罗地海，波罗的海，等等。其实，只是由于我们眼界的局限，或者是出于称谓上的方便，才出现了许许多多海的名称，而世界上所有的海都是“洋”的一部分，甚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也是覆盖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二的海水的一部分。
同样道理，你的“自我”，我的“自我”和他的“自我”都是同一个“自我”（大我）的一部分，是可以最终汇通在一起的——所有人的自我都是相通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自我”。
从这样的关于“自我”的理论可以直接引申出一种“沟通”（“交往”）的理论。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如何才能沟通、交往？或者说，如何才能相知、相契？“沟通”的真正可能性在于“自我”——“大我”与“小我”。“小我”是我的“天性”（Ｎａｔｕｒｅ，亦即“自然”），当我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