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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凡所著《宋太宗》一书说：“宋太宗时期，既是中唐以来乱世的结束期，又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开始期……太宗集中主要精力防止内部有变，汲汲皇位的保持与传子，对外则甘作弱国，不以为辱了。宋代的积弱之势，由此而愈演愈烈。”
也就是说：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是从赵光义时代开始，与开国之君赵匡胤没有关系。而且这种现象是赵光义有意为之。只要自己能做皇帝，只要能把帝位传子，他就“甘作弱国，不以为辱”。那么，我们对他的评价就应该和对赵匡胤的评价区别开来。赵匡胤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其一是他结束了五代以来53年的一个大乱世，打开了长达320年的一个治世。其二是赵匡胤倡导了一系列相对宽容的政策，对推动思想解放，促进生产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赵光义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造成整个宋王朝积贫积弱，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张其凡《宋太宗》一书中对赵光义的评价是：
“宋太宗其人对于历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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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1）
宋王朝第三代皇帝宋真宗赵恒一辈子所做的惟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公元1004年的冬天与辽国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友好条约——维持了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澶渊郡是个古地名，后来叫做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当时澶州地跨黄河两岸，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所以“造舟为梁”也就是用船只建起了一座永久性的浮桥，连接南北两城。在这里签订的条约，就被称为“澶渊之盟”。当时两国不是在打仗么，怎么能说是订立“和平友好条约”呢？不错，两国是在打仗。如果从五代时期辽国立国算起，这个仗已经断断续续打了90多年；从宋朝开国算起，也已经打了40多年。但是从订立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两国之间维持了百年以上的和平局面。在这个条约里，又规定了两国的皇帝互称兄弟，以宋为兄，以辽为弟，两国成为现代人所称的“兄弟国家”。既能长期维持和平，又能保持兄弟关系，这不正是“和平友好”么！
寇准全力推动御驾亲征
在宋以前，历代专制王朝大都重武轻文，认为打江山与保江山都是武将的事，文臣不过是抄抄文书，记记账目而已，没有多大用处。宋代开始重文轻武，但是文臣立了大功的还不多见。这一次“澶渊之盟”的订立，是寇准以一介书生拍案而起，说服了皇帝，成了御驾亲征的实际指挥者，击退强敌，签订和约，一举赢得了百余年的和平，使人耳目一新。
宋真宗赵恒能够当上皇帝，也和寇准为人心直口快颇有关系。宋太宗赵光义原立长子元佐为太子，后因狂疾被废，次子元僖又被人投毒害死，太子这个位置久悬不决。当时寇准是左谏议大夫。有一天，太宗为了立太子的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请陛下自己选择一个最信得过的儿子。”太宗考虑了很久，才又问他“襄王（就是赵恒）如何？”他随即直言回答：“知子莫如父！陛下既已认准了，就不要再犹豫，请早定大计。”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襄王被立为太子。赵恒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对于寇准就一直保留了一个好印象。赵恒即位之初，颇有一副奋发有为的样子。对抗辽的事十分关心。对将领们的赏功罚罪，一点也不含糊。公元999年冬，辽军大举南侵，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傅潜拥兵八万，闭营自守，不敢应战，听任辽军在国土上来回驰骋。部将请求应战的，他把人家痛骂一顿，竟然说“你们想去找死吗！自家脑袋好好地长在颈子上，何必送给人家去砍？我不主战，是为保全你们的性命，你们何以不知道好歹！”部将范廷召反骂他：“我看你胆子小得不如一个老太婆！”后来宋廷下令出战，傅潜不得已，才分兵八千给范廷召，要他出战，并且答应到时候派兵支援。范廷召觉得兵员太少，出战没有把握，就向另一位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是一名勇将，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国牺牲的。他慷慨地答应前来支援，准时到达大家约好的地方，但是傅潜这一方的队伍失了约，迟迟不到，以致康保裔陷入了辽军的包围。虽然形势非常不利，康保裔绝不后退，最后奋战至死。战报传到后方，舆论哗然。赵恒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对康保裔大加表扬，追赠侍中，厚给抚恤，几个儿子一起封官。以后《宋史》的忠义传，把康保裔列为第一位。傅潜临阵畏战，对康保裔的被困坐视不救，应负战败的全责。先是问成死罪，后来从宽处理，贬官流放房州。
在初即位的几年中，赵恒还一再前往北方各地视察，在澶州的行宫里宴请过当地父老，到过大名府检阅驻军，这位新皇帝的勤劳深得各地军民的好感。由于他对边防十分重视，一再增兵，重用一些对抗辽有经验的将领如杨业的长子杨延昭等人加强防务，辽军虽然年年入侵，只不过是骚扰一阵而已，还没有攻占过重要的城市。
公元1004年的秋天，辽国皇帝耶律隆绪、他的母亲萧太后、统军大将萧挞凛等人率领全国的精兵20万人倾巢南犯。这一次他们来势汹汹，很快地就从边境上向南猛进几百里，不像只打算抢夺一些财物的样子。因此大河两岸人心惶惶。
这时宋廷的人事刚刚作了一次大调整，宰相换了新人。赵恒曾经和参知政事毕士安商量，想请他担任宰相，要他物色一位合作伙伴。因为宋代的宰相都是左右两位，为了他们共事方便，通常是由他们自己去找伙伴。当时毕士安推荐寇准，他说：“寇准满腔忠义，善于判断大事，这一点为我所不及。”赵恒问他：“听说寇准个性太强，是否很难共事？”毕士安连忙说：“寇准秉性刚直，敢于说话，的确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他能为国忘身，承担大任，现在国家多事，正需要重用这样的人来为陛下分忧。”赵恒终于同意。这个新的宰相班子，正是在辽军大举南侵的时候刚刚建立起来的。
这一年的9月，辽军南侵之后，赵恒在宫里分别召见群臣，向大家一一征求意见，要大家畅谈对策。王钦若是江西临江人，他请皇帝暂避到金陵去；陈尧叟是四川阆中人，他请皇帝暂避到成都去。赵恒最后才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反问：“不知道是谁替陛下出的这南迁吴、蜀的主意？”赵恒说：“你先别问是谁出的主意，只说说这个主意怎么样？”寇准正色说：“我认为应该斩这个出主意的人去祭旗，然后出师北伐！陛下神武，将士用命，如果御驾亲征，一定能够克敌制胜。不然，也可以出奇兵以扰敌人，或者坚守以困敌人，彼劳我逸，胜算在我手中，何必要抛弃祖宗陵墓，抛弃半壁河山，跑到千里之外的吴、蜀去。我能往寇也能往，根基一动，人心瓦解，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议论，赵恒才下了御驾亲征的决心。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2）
当年11月，宋廷下旨御驾亲征，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大批文武官员随行，以李继隆、石保吉（石守信之子）为驾前左右排阵使，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趋澶州，迎击辽军。这时天气严寒，雪花飞舞，左右向皇帝进献貂帽、皮袍，赵恒不肯接受，还说：“将士们都为严寒所苦，我一个人穿戴这些东西，能安心吗！”这话传入军中，士兵们高呼万岁，经久不绝。
赵恒在离京之时，本来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但是在途中听到元份得了急病的消息，马上叫参知政事王旦驰回京城代理东京留守的工作。临行之时，王旦向赵恒说：“请陛下宣寇准来，臣有话要说。”寇准到了，王旦才郑重地请示：“如果战况紧急，十天得不到陛下的消息，我应该怎么办？”赵恒考虑了很久，才回答说：“拥立太子。”王旦回到京城之后，直入皇宫，传达圣旨，并且下令严守秘密。
在快到澶州的时候，又有人来劝赵恒，还是以暂避金陵为佳。赵恒开始动摇，立刻把寇准找来，再问他的意见。寇准正色说：“陛下今天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前线将士日夜都在盼望车驾早日来到。他们见到陛下，一定士气百倍！陛下一旦回头，军心涣散，万众立刻瓦解，敌人会在背后穷追，我们连金陵也到不了。”寇准又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拉住高琼的手说：“太尉受国家厚恩，今天愿意舍身报国吗？”高琼立刻回答：“高琼一介武夫，得到国家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