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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同志在当年日记中这样记下了邓小平：“8月30日。邓政委报告：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黄家湾，首长们住下后，出外散散步，他们一边走，又好似一边在想，部队到一个新地方，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担心吃亏。邓政委老看着那几匹骡子，是否又要叫我们减少呢？10月21日。由洗马畈起身，爬三角尖，马不好骑，刘司令员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邓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树直向前冲。……刘、邓很喜欢向这些老和尚问东问西；11月10日。开会，邓政委先作报告，后刘司令员作报告；11月27日。今日特别高兴的和值得记载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与李先念会师了；12月10日李达参谋长找我说：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邓政委、李副司令员向南，刘司令员向北，怎么走，刘司令员知道；12月11日。到苏家河西北之崔家坂。从此心照不宣，按名单有计划地分开。”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1）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
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辗转于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地带。特别是第六纵队担负的任务最多，来回穿梭。一会由西向东，一会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迷惑敌人。
据一位老同志的《前指纪事》记载：1947年12月11日，邓率前指在湖北省黄安（现红安）县；16日到河南省新县；22日东进到商城县；24日东进到安徽省金寨县；26日返回商城，连续3天北上，30日又东进至金寨县，6天后又返回商城，第二天又继续西进。正如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所言：“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游，必采取以迂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
令人感慨的是：率部与敌人日夜周旋的邓小平，自己虽然时刻处于艰难危险之中，却时刻惦念着转战陕北，吸引胡宗南重兵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已有3天没有得到陕北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
邓小平不仅着眼于全国战局，还关切着友邻部队。当粟裕等得知大别山区斗争十分艰难，要支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邓小平于12月22日提出：大别山局势虽然严峻，但我们已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而他告诉自己所属的指挥员：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这对全局有利。1948年2月9日，他还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示：为继续拖住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的机动，大别山区的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可以说是邓小平一贯思想和精神。鲁西南战役结束不久，刘、邓不顾未及休整，敌情严重等巨大困难，为解决陕北、山东之危，服从全局，毅然提前出动“以应全局之需”；为减少兄弟部队损失，建议党中央不要派增援部队或运送物资前来；淮海战役中邓小平说：只要消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原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渡江战役后，党中央曾考虑让刘、邓驻守南京、上海等富庶地区，而刘、邓又主动承担了进军大西南的重任；成都战役结束后，刘、邓又严令所部不准进城，而让兄弟部队驻守成都。邓小平曾经称赞刘伯承：“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堪称坚决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模范”。实际上邓小平也正是这样的模范。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2）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警卫员看邓小平特别瘦，就想法找到两个鸡蛋，冲了一缸子鸡蛋茶给他喝。邓小平只喝了一半，另一半一定让警卫员喝下去。还有一次，他发现警卫员鞋前头露出脚趾头，就心疼地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那双旧皮鞋穿上。吃饭困难，烟也没有保证。以往他想抽烟时，总问警卫员“咱的小饭锅还有没有？”一听说没问题，他就很高兴，而如今，数万名官兵吃粮困难的压力是很大的，平时言语不多的邓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没有烟抽，他就一个劲地摆牌。经过反复考虑，他命令部队打粮食。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心和行动，部队才渡过难关。解放以后，邓小平还专门组织人到大别山区中调查，对当时供给部队粮食的群众给予赔偿。
1948年的元旦，邓小平是在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度过的。他这次到漆店区楼房村，主要是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克服出现的“急性病”，如工商政策的落实情况。前一天上午，他了解了贫雇农情况，强调必须建立贫农团，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把根子扎牢，经得起斗争考验。对当地干部汇报“有些中农多余的耕牛可不可以分”的问题，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但未马上回答。李先念表示不能分，并说：“这个问题，只要向贫雇农讲清政策，是很好解决的。”邓小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然后又仔细地询问当地有没有工商业，指示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把工商业发展起来。夜晚，邓小平等又听取各县县委书记的汇报，并和他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主要新闻——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据这次见过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的同志回忆：几位首长“个个穿的都是很单薄的灰土布棉衣，面容清瘦”。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地方同志临时凑起来送给他们的过年东西。第二天，他们在给部队首长下达的命令中规定：“要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
1948年的春节，邓小平是在大别山北麓一个小山坳度过的。在这里，他给大家留下了不要“竭泽而渔”的难忘“小事”。一位老同志回忆：为了过春节，同志们出去捉鱼，大家放掉了池塘里的水，一下子就弄到了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欢庆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情景，先是对大家在非常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严肃地说：池塘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做法，贪图了眼前利益，损害了群众利益。经他这一指点，大家后悔不及。水已流失，不能复收，大家就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为此，邓小平当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各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期间。邓小平几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大别山区军事、经济、土改、政策等方面情况。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并作批语转发：“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同时电告邓小平：对所能联系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