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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安全都做过精密的计算。衡阳没有钢筋水泥的工事，完全利用地形、地物、碉堡工事位置极尽选择之能，在两个多星期，完成了一个既能隐蔽军队活动，又能有效歼敌，使敌难攻，形成了一大要塞式综合阵地。孙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危远近，上将之道也。”此之谓也。（日军战史对此也有详细和赞佩的描述。）
“将”就是要做到，智、信、仁、勇、严。笔者纵观第十军的将领，是以智仁勇三者为主，爱兵如子，亲爱精诚，绝少枪杀自己官兵，会战期间，仅周师长枪毙了一位作战不力的营长。
“法”，制度也。十多年战场上的磨炼，许多的制度已养成第十军官兵的习惯。如战场上一瞬万变，指挥系统的权责，各级军官都能主动运用，士兵们也养成了良好的战斗习惯，从不浪费一枪一弹，机关枪手都练成“点放”的高手，被日军称之为“魔鬼机枪手”。我手榴弹的杀伤力被日军评价为“A”级，我迫击炮的威力，日军称可媲美日军的野战炮。从这些敌人的赞词，吾人就可知第十军军纪之一斑了。
不顾荣辱，保全近万兄弟
在仅二平方公里的战场，以一万七千六百余人，与十余万之众日军浴血奋战四十七天，日军阵亡达四万八千余，伤亡共七万余。本军阵亡七千余，伤亡约一万五千人。此一最小与最大之比的纪录，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第十军不仅是在战术上完全成功，而且也达到战略歼敌的目标。
可惜的是，统帅部未能有完整的战略计划，彻底消灭敌军，缔造一次更大的大捷。第十军孤军在无援军之下弹尽援绝，剩下来的是七千的伤残和三千已无战斗力，面黄肌瘦、双眼深陷、亲爱的好兄弟和可爱的中华好儿郎。面对残暴敌人可能趁乱屠杀惨剧的发生，军师长毅然不顾荣辱，与敌协议停火。军师长被囚，换得近万兄弟的生命，实大仁大勇也。日军终于任第十军官兵星散，军师长的囚禁也不很严，先后都脱险回到重庆。
衡阳失守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推崇第十军感人的文字，举国齐悲。但在中国一些封建的道德标准，军师长未“杀身成仁”，应该是后来抗战史很少提到衡阳会战的原因。
也有日军和汪伪的报纸，说第十军最终是投降。但有以下数点可证明不是投降：
一、军师长（方先觉、葛先才、周庆祥、容有略）都被囚，无一人送往汪伪政府。被囚期间，军师长利用自理伙食采购的方便，一直与中央情报人员保持联系，后来都分别被中央情报人员和衡阳地方人士冒险营救脱险，脱险过程中更会有随时被射杀之险。
二、其余官兵均任其自散（此为日军未遵守停火条件，为伤患医疗，故任其自行星散）。
三、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脱险回到重庆都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国军最高战功勋章），葛先才是在衡阳会战中期就得此青天白日勋章。如果是投降，则不可能获此殊荣。
第五节 孙子兵法的实战应用（2）
四、蒋委员长电令全国军队，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六时，在各军次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藉志敬悼。
五、毛泽东主席于八月十二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中的社论中称赞：“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并无投降之语。
六、日军战史非仅未说投降，反而赞誉第十军无一卒投降者。及战后日战友会数度往台，对第十军的未死官兵表示敬意和祭奠方军长的墓前。
七、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葛先才师长奉蒋先生令，赴衡阳搜瘗忠骸，建第十军阵亡将士公墓，建成之日，衡阳冠盖云集，为衡阳地方的一件大事，这都有史可查。如果是投降，焉能有此盛典？
战后第十军军师长，也不对此说申辩。正是如史可法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他们内心的感触是可以体会的。任何投降的说法，都是不值一提或去辩白了。
衡阳会战只有在日军战史中，被认为是八年抗战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对他的敌人（第十军）赞誉备至，但因伤亡太大，也对其国人隐瞒，故日本人所知者也不多。日军参与衡阳会战的战友会，于一九八一年前后，曾多次来台向第十军未死官兵和方军长的墓前致敬。
第六节 战略上失败的原因（1）
前文提到，衡阳会战在时间上来说，是欧洲战场上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和六月十五日太平洋战场上###浴血战，三万一千日军全部阵亡之后的第一、二个星期。照理应该是形势一片大好才对，为什么笔者说，这却是注定了第十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呢？这是一个哲学辩证的问题，还要从第三次长沙大捷谈起。
实际上衡阳会战之前能称之为大捷者，也就是两年半前的第三次长沙大捷。六个月前的常德会战，敌我双方损失相当，不能称之为大捷。
同盟国罔顾道义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当法国亡国后的五个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第三个星期，香港失陷后的一个星期，同时则有马尼拉的失陷。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美国与日本还在谈判。这时，中国是完全孤立抗日的第十个年头（从九一八算起）。长沙如果失陷，则大后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将不保。故是国家民族存亡之战。也是国军战略协调最好的一次会议，其影响前文已叙及。中国从孤立抗日中走了出来。并得到一些美援。
这里，吾人必须先要了解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思想。基本上她们是“重欧轻亚”，亚洲的国家只是她们的殖民地。她们怕的是日本侵占了她们的殖民地澳洲、太平洋和南海诸岛国、中南半岛、印度，再跨过红海与地中海，与横扫欧非的希特勒会师。至于中国的死活不是那么重要，她们唯一希望中国做的，就是牵制着一百五十万的日军。
这可以从罗斯福对他儿子的一段谈话证明，罗斯福说：“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吗？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指望干些什么？噢，上帝才知道。”（参阅《二次大战白宫实录》）
得了人家的就要听人家的话，所以就派了一位史迪威来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美援的果，是苦涩不堪，史迪威也成了中国抗日的“灾星”。
中国成为同盟国一员后的第一任务，就是兵援缅甸的英、印、缅军，史迪威为缅甸战区指挥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中国军队在仁安羌援英战斗中，取得一些战果，但因英、印、缅军的失利，导致全线大败，史迪威率百余人，弃军离队，败走印度。数万中国军队困于北缅，饥寒交迫，牺牲数千。
史迪威在缅甸的败绩，认为是平生大辱，要收复缅甸，以雪前耻，就成为史迪威在南亚的主要战略。以打通中缅补给线为借口，频频从中国调兵往缅甸作战。一九四四年春，罗斯福迫我远征军入缅竟有五次之多，并于四月十日，马歇尔下令，将援华物资停发，俟远征军出动，始予恢复。
早在一九四○年七月，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日本签定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禁止战略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前文提到毛泽东的社论，引用了数则电讯：“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耽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虑大后方的经济危机。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警告道：日本现有进行其‘首先击败中国’之象征（中央社纽约六月十四日电）。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恐怕我国来不及等到滇缅路打通就被日寇打败，说：‘得出打通滇缅路将是为时太晚这个结论，是何等悲观啊！’”（路透社伦敦七月一日电）
以上的资料充分说明了，英美对中日战争所考虑的只有两点，一是利用中国的军队，拖住日军，二是利用中国的军队，保护她们在南亚的利益。她们担心的是中国战场失利会使战争延长，但是她们不但没有支援中国境内的战争，反而不断从中国往缅甸输血。
第六节 战略上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