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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起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光绪”来了（2）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1）
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早琴和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校长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而慢慢爬上去，拥有选拔能力的门生故吏的回报，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士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如果读过书的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2）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衷，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图9）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