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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掌握了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踪,对川岛浪速的所为也很了解。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对他的东北王的地位是个严重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铲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势力强大,亦不能轻举妄动,要适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围郭家店的情况下,又同川岛浪速进行了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布札布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张作霖也担心事态扩大,就对巴布札布的撤退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样,巴布札布就安然地退走了。
1916年9月,他们向热河方向逃窜。10月7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林西县,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县武装打退了巴匪的进攻,并俘获了一些巴匪。李传勋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逐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可知,巴匪内还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后来,巴布札布被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击毙。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由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支持。日本当局便决定甩开宗社党这帮无用的老朽,于8月19日同宗社党达成协议,在两个月内解散宗社党,头目给予巨额遣散费。从此,宗社党便消失了。武育文:《日本浪人与宗社党的“满蒙独立”运动》,《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辑,第2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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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奥援拒日要求(2)
关于郑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国提出了八条苛刻的要求。张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11月26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反复交涉,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的侵略要求。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的问题上,有软弱的表示,张作霖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患无穷,“亟应继续拒驳”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最后,于1917年1月22日结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基本内容是:申斥第28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500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朱希炜:《辽源中日军冲突事件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这虽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关键的事项上还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当然,张作霖知道,要想实现他更大的政治野心,还必须依靠日本。这是张作霖内心当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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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学生讨好日本(1)
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1915年1月18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5月7日,日本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1852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1906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1908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1916年6月和9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7卷,第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的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1917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同时,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就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4.压学生讨好日本(2)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六款,时间是1914年9月8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