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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西方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西方这个东西放在那，你要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你用什么认识工具来认识它。这两个意思很不同，前者是What，后者是How。举个简单的例子，王韬说“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这里的“地球”就是西学里的观念，王韬是在用西学的认识工具来认识世界，假如是一个仍然相信天圆地方、中国在中央的中学人士，根本说不出这句话。
今日中国人，用的都是西学的认识工具，甚至直接用西方语言，按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把这个事当做理所当然了。看完一大堆外文书，冷不丁回头看一眼清末士大夫们的论战，不禁捧腹，引为笑料，并未觉得其实自己也很可笑。想象一下，一个用电脑做算术的人嘲笑用算盘做算术的人，如果用算盘的人有电脑而不用，此嘲笑有理，如果此人不知有电脑，只知有算盘，则不应被嘲笑，反倒是嘲笑者因为不知电脑与算盘之分而该被嘲笑。
中国人在接触现代化之初，其处境，类似于一个人不得不用算盘来认识电脑中的问题。从洞察力上看，肯定是具有西学知识的人，才拥有适用的认识工具，才可能在认识西方时有所洞察，而不具有任何西学知识的人，则不大可能深刻地认识西方。但需要指出，正如不能低看算盘使用者一样，也不能认为没能认清西方和现代化的中国人一概昏聩无能，因为他们在当时就像是这样一群人：不仅没有电脑，而且在算盘的技艺上已出神入化、难以自拔。
五百年前中国的王阳明，当过都察院御史、巡抚和兵部尚书，政治军事功勋卓著，学问文章名满天下。一个在修齐治平各方面样样出众的人杰，一辈子也都是靠“算盘”式的认知方法做事。王阳明原以为朱熹老师的“格物致知”是认知的绝招，是不二法门，结果钻到竹林里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了整整七天，大病一场，还是没明白竹子是什么。后来又悟出“心即理”，原来万物就在自己的心中！天理就在自己的心中！学生问他：您老说万物都在心中，那前面山里的花开了，您又没看见，那一丛花怎么会在心里呢？王老师回答说：我没看到花时，那丛花与心同归于寂，等我看到花时，花与心同时明明白白，由此可知，花并不在心外。
在“算盘文化”中，这就是洞察！
中国文化早熟，中国式洞察太高级、太潇洒。但问题在于，假如中国人一直都还像王老师这样洞察自己，洞察世界，估计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会被集体灭种。因为当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都已经是懂科学的现代人了，他们从没觉得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金银财宝只是些心中之物，他们的心也从来不和没看见的东西“同归于寂”。他们清楚地洞察到，中国就是一个可以被掠夺的“黄金国”，他们*中烧，四处探索，他们要将所有的研究心得，都转化成对中国的征服和掠夺行动。
好在中国人在被集体灭种之前及时学会了西方式的认知和学习方法，不再玩高级洞察游戏了，不再心与没看见的西方“同归于寂”，等到洋枪洋炮对准自己脑壳时才心与洋枪洋炮“同时明明白白”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认真学习西方，学习现代化，派留学生出去学，翻译西方书籍自己学，大汗淋漓悬梁刺股，孜孜以求西学堂奥，一个多世纪后，终于有了一种学有所成的大概模样。
器物方面不消说，除了现代化的民用产品，现代化国家该有的“国家器物”，中国现在差不多也都有，卫星放了一堆，原子弹也藏了一堆，宇宙飞船上了N多个，核潜艇造了N多个，航空母舰和大飞机马上开建，各尖端学科也都各有各的成功之作，大大小小“中国自行研制”之作，“比某国少用了某某年”之作，很是壮观，与洋务运动时相比，已天翻地覆。
认识工具方面呢？西方的一整套，也基本上都学到了，哲学家、科学家缮从古希腊到当代，凡是有名的都引进，思想都了解，著作都翻译，成就也都承认。比中国强很多么？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很弱么？也承认，虚心学习么？虚心。
总体上看，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器物方面的成就说明，无论是学习态度，还是学习方法，都没有什么大错。即便认识到，在西学的某些根本的方面，还没有完全参透，但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假以时日的问题，已不必太当回事。
2000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其主编的一套丛书的说明中写道：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被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解读似乎仍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
很像是黄钟大吕警世之言，但敲钟的时机晚了点，21世纪到来了，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忙，即使学界中很多人听到了这钟声，却少有人幡然醒悟，多半是忙得顾不过来，嘴里嚼着生米饭，冲进了各自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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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现代化：奸诈的老师与懦弱的学生（1）
学界的解读仍在“吃生米”，一百多年后仍然没有发挥出洞察力，并不只关系到学界在学习成绩上得三分还是得五分，而是事关本国现代化道路的成败。
王韬预言，不出百年，西方的一切器物都将出现在中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将全面现代化。但全面现代化意味着什么？王韬看到的是，中国必自此而自强，足以与诸西国相抗。他将这一形势称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可以认为，此公在一百四十年前对现代化的认识，至今仍基本正确。
虽然还没有人能说清楚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对于现代化不是什么，至少是有所认识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师夷长技”，但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这个认识，在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就基本上已经建立了。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人士易鼐和樊锥等人，曾提出过“一切悉从泰西”、“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之类主张全盘西化的言论，但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但可笑的是，“唯泰西是效”这种思想，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学界，还有不小的市场。
之所以原本已解决的问题，后来又重新成了问题，原本已很清楚的洞察，后来又成了稀里糊涂，原本已达到的思想高度，后来又直线滑落下来，以至于到一个世纪后，中国学界对西方、对现代化的解读，仍在吃生米，不能消化，个中原因多多，内因外因都有。
1。老师的双重身份
西方国家开创了登山赛，并率先登山成功，成为了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同时也成为了所有后发国家的老师国家。
西方当老师，诚心诚意地教，中国学生也未必能全学到、全学好，因为总有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国学生虽然极聪明，但毕竟存在语言、文化、思维习惯等诸多障碍。老师教了一百，学生学了六七十，就算是及格。
但还有另一方面。考虑一下，若西方这个老师，既是老师也是强盗，既有领先地位，也有统治地位，情况又会怎么样呢？老师既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也享受着统治学生、掠夺学生的利益，那么，这个老师就不一定，或者肯定不会是诚心诚意地教了。
按理性经济人假设，老师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教授学生，也会成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当利益最大化体现为统治最稳固、掠夺最方便这些很现实的目标时，即便将大量伪知识、毒知识教授给学生，不也很合乎理性吗？中国学生有什么理由相信，老师会为了学生学到真知而违背自己的逐利本性呢？经济学家们说了，都是经济人嘛。
两个方面加起来——学生们本来就不一定学得好，再加上老师半心半意、歹心歹意地教，把学生们当手段、当工具甚至当洗脑对象地教，中国对西方的认识，竟然会没有问题么？学了一大堆伪知识和毒知识回来，再研究西方、研究中国自己，竟然会不出错么？尤其是涉及西方学术中与统治术和掠夺术关系最紧密的那些知识，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制度学说等，如果这里面不包含蒙汗药、*药的成分，西方老师不也成了一群傻子了么？你觉得他们傻么？这几百年来，他们真傻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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