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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1961。在赖希看来，弗洛伊德错误地把现代制度与一般文明等同起来。赖希预示了后来马尔库塞勾画的路线，指出现代文化具有特殊的压抑性；但他拒不接受死亡本能的观点，认为破坏性产生于被挫的里比多。弗洛伊德曾有意通过封锁他自己思想的激进含义试图颠覆性解放的可能性。威廉·赖希：《性革命》，第247页以下，法拉、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出版公司，纽约，1962。
这种看法有一些道理。福柯曾提出，弗洛伊德体现了现代人对性的关注，弗洛伊德在后来的著述中有意修正他以前对里比多的“夸张”强调。这一先例为后来的精神分析行业的大多数人所效仿，甚至拒斥死亡本能的概念。赖希自诩为真正信仰的辩护士。现代社会是父权制社会，它对一夫一妻制的强调有助于发展性格的独裁主义特点，因此，支持了一种剥削性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现象背后，是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在母系社会中，婴儿和青少年的性压抑还是未知的。
赖希认为，没有性解放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自由和性健康是同一回事。他提倡妇女享有性表现的平等权利，但同时又特别注意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权利。儿童应该有权与他人进行性游戏，有权手淫；他们也应该受到保护而摆脱父母的管制。青少年应该拥有无拘无束地满足性需要的机会，这样，他们就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变化的动力。赖希认为同性恋是受挫的里比多的产物；他认为同性恋将随着进步的性解放而消失——如涩情文学一样。
许多人认为赖希的后期著作怪诞异常，这是在生命趋于终结之时自身失常的一个人的思想。然而，其发展方向却是重要的，事实上，在其前期与后期著述之间有许多明显的联系。赖希很久就对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表示怀疑。据赖希所说，自由联想往往避开了而非有助于揭示病人的问题。他逐渐认识到，身体及体格有其自己的表现语言；为了真实地评价一个人，治疗专家不应该让病人长时间地谈话。“病人一停止说话，身体的情感表现就显而易见了。”“机能疗法”的基础就是通过生殖器亢进促进性表现。然而，其基本目的是要让个人通过身体来表现自己，从而“在极深远的程度上消除语言”。威廉·赖希：《性格分析》，第362页，视野出版社，伦敦，1950。赖希认为性能量被禁锢在个人的肌肉组织里，这一思想带有19世纪关于歇斯底里的观点的残余，但也预示了20世纪末把“紧张”视为一种身体病理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反射性控制被视为心理障碍的关键。这里用不着忏悔：赖希抛弃了谈话疗法而热衷于松弛、按摩和祛除身体紧张等方法。
赫伯特·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也识别出趋向激进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隐蔽倾向”。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1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马尔库塞对埃里克·弗罗姆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持批评态度，他像赖希一样试图揭示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解放潜力。里比多得到了拯救，但是，死亡本能却始终在提醒人们纯粹的快感是有限度的。一切文明都假定是对生死冲动的“基本压抑”，但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制度提出的各种要求引入了一种历史的、可有可无的压抑负担。在适应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的过程中，个人事实上是在响应一种剥削性统治形态的迫切需要。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与拉康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尽管其结果相当不同。与拉康一样，马尔库塞批评自我心理学，十分强调无意识。然而，与拉康相反，马尔库塞认为，无意识的恢复为激进的社会批评提供了有力的中介；对马尔库塞来说，这是因为自我心理学接受现实的世界。通过转向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各种本能，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压抑的各种机制，也可以赋予现代性的解放前景以内容。
马尔库塞对解放的可能性的判断是由几个重要的概念步骤组成的，如把压抑分成基本的和剩余的压抑，并给现实原则加上行为原则。换言之，有些压抑形式产生于现代制度的“内在禁欲”，一旦超越了这些制度，这些压抑就烟消云散了。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说，这些压抑“按要求是多余的”。行为原则是在面对特殊社会秩序的（非永久性）历史现实而非心理现实时暗示的一种原则。比如，马尔库塞描写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就是一种社会形态，那里存在着剩余的压抑。然而，他迄今一直注重劳动语境中的剩余压抑。
对马尔库塞来说，解放与首要的快感相关，他把快感与享乐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现代工作纪律只有在身体被解除性欲时才是可能的。如果允许里比多从剩余压抑中逃脱出来，它就会威胁或完全破坏那个工作纪律。马尔库塞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证明，享乐主义“体现了关于社会的一个正确判断”。对肉欲的追求恰好击中剩余压抑的核心，因此固有一种批判棱角。而享乐主义却是无政府的，只有与真理相关时才具解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与福柯所说的性的“真实”大相径庭：它是与幸福和审美欣赏准则相一致的快感。在幸福的问题上，马尔库塞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幸福是“服从真理标准”的快感。赫伯特·马尔库塞：“论享乐主义”，载《否定》，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68。
马尔库塞指出，在《文明及其不满》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中，弗洛伊德把文明的压抑性，不是与各种本能本身的升华联系起来，而是与性关系的排外性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说，“xing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三个人只能是多余的或令人不安的。”转引自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8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一对儿恋人不会对任何其他人感兴趣；文明不能容忍这样，因为文明依赖于更大的团体间的关系。在此，弗洛伊德仿佛再造了传统上对xing爱激情的抵制。然而，如马尔库塞所正确地看到的，xing爱可在双重意义上具有解放力：当视对方为平等之人而尊重时，爱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框架，但也在肯定的意义上与更广大的社会公民相容。“自由xing爱”不仅与“永久的文明的社会关系”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条件。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9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马尔库塞常常用弗洛伊德反驳弗洛伊德，以表明弗洛伊德对现代性的心理需要的阐释既是革命的又是保守的。于是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认为原始自恋在现代文明中的残存不仅是神经官能症，而且是一种“可选择的现实”。尤其是，尽管不完全是在与性的关系上，自恋可以产生“与宇宙合一”的博大感觉。自恋主义通常被解作通过从更大的世界中隐退而对其进行的防御性适应（这里，我们还可以说，不仅弗洛伊德，而且像克里斯托佛·拉什和福柯等当代文化批评家都是这样解释自恋的，如福柯描写的“自我的加利福利亚海湾”），这揭示了一种超越潜能。自恋“可能成为客观世界新的里比多发泄的来源和储存库——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新的存在模式”。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8页。
马尔库塞对生殖器性欲的性质的评价截然不同于赖希的评价。马尔库塞说，弗洛伊德提出，儿童的性兴奋采取普遍化了的身体性亢奋的形式，后来集中在生殖器上，这是性心理发育的正常过程。（实际上，如在第7章所指出的，弗洛伊德认为集中的生殖器xing爱是男孩子的特点；女孩子则不得不以比较分散的xing爱形式“应付一下”。）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向生殖器xing爱的趋进是对现代社会秩序强加的各种快感可能性的一种限制。“生殖器暴戾”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身体需要参与工业劳动的部位都被剥夺了里比多。恢复身体的性功能，恢复与审美欣赏相关的xing爱的原始意义，是未来革命变化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并不完全赞成可塑性性征，而把“性变态”，包括同性恋，视为对生殖器性暴戾的行为批判。这些行为批判标志着对性行为破坏生育予以抵制的场所。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64～166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对马尔库塞如同对弗洛伊德一样，死亡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