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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来自美国，美联储于9月下调利率的幅度超过市场预期，令市场惊讶不已。此后，美联储又一再出乎市场意料地削减利率，包括2008年1月22日在其公开市场委员会两次例会之间极不寻常地将利率大幅下调75个基点。这些反应同样也受到一个愿望的驱使，尽管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美联储想阻止一个具体市场的紊乱发展成一场普遍的信用紧缩，他们担忧普遍的信用紧缩会削弱总体经济活力，增加失业率，给人们造成过度困苦。
美联储在实施这些行动的同时，还发出一个信号，即美联储在制定应对政策的过程中会寻求“保险”。正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向国会所陈述的，“我们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另外采取必要的实质性行动，以支持经济增长，为预防下方风险提供恰当保险。”21 同时他也强调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机构“必须格外保持警觉和灵活性”。在此，他们的动机仍是想阻止一个特定市场的紊乱发展成更普遍的动荡。这一货币政策反应同时伴有美国政府的财政和准财政行动，政府行动旨在抢先阻遏住房抵押品赎回权取消的浪潮以及与之相关的住房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的骤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碰撞 第三部分（12）
多重均衡和触染效应（contagion）的概念可以让我们更易理解诸如经济周期、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之类的话题。我第一次偶然碰到这两个概念大约在25年前，当时我正在观察新兴经济体的市场。说具体些就是，我看到在一个特定国家和（或）地区发生的一次危机往往对其他国家造成附带损害，而这些国家最初未必具有相同的危机条件。22
当时，新兴市场的世界尤其会通过以下三个截然不同的传播途径，易受触染效应和多重均衡的影响：
经济途径：新兴经济体为创造外汇以满足其债务支付，需要通过出口进入工业国家；
融资途径：新兴经济体实际上依赖能够筹集新的融资，为到期债务提供滚动支付；
技术途径：在那个阶段，战略（专门针对新兴市场投资的更加稳定的）投资者的资本流量窄而少，新兴经济体为了超越这种状况而利用策略投资者非常重要。
这些途径必然包含极大的相关关系。毕竟，这三个途径本身是相互关联的：一次经济紊乱就可以减缓跨境资金的总体流动，而且在减缓的过程中，也会吓退策略投资者，使其退出对新兴市场的风险暴露。另外，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个因素必然使单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相关性。
我首次接触到新兴市场的影响是在1982年夏季。我从牛津大学旅行到华盛顿特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这个时候，“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的说法尚未进入公众语境。相反，人们谈论的多半是“发展中国家”，尽管“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两个较老的提法此时仍然经常提到。
这年夏天，我在“货币替代”项目上的实习，因为能接触到每天发生的全球金融事件而得到有益的补充。我接触全球市场是通过阅读当时名为Blue Sheet的一种非常精彩的每日时事通讯。这份通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要经济和金融故事进行汇编的出版物，其笔调和内容在8月份骤然大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墨西哥宣布不再有能力履行预定的国际债务义务。
开始尚是有关墨西哥的一个故事逐渐演变成一个全球性重大事件。人们对美国大型银行（如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集团），尤其是对“货币中心”巨型银行的财务状况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机构放给墨西哥及其地区邻国的贷款超过了它们的资本金。23 给拉丁美洲其他经济体的贷款活动被中止，实际上这让每个经济体进入一个债务允许延期偿付和重组的周期。多边机构都被迫进入危机管理操作程序，操作规模之大，在墨西哥宣布无力偿债之前简直难以想象。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将触染效应可能的操作后果进行了内化。几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走出在当时看来非同寻常的一步（现在已是常规做法）…为获得私营部门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我们一个小组访问了纽约的银行和投资经理。我们询问他们听到墨西哥消息之后的即刻反应，很多人说他们不再向智利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提供新贷款，如果已有信贷额度，他们也只是对其中一部分给予展期。
银行和投资经理的行动在我们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看来显然不合逻辑。毕竟，智利和哥伦比亚与其他本地区国家有着显着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对其经济和财政的管理非常谨慎。不过，技术面是如此，基本面的分析也就不适用。这两个国家面临信贷配给程度上升的困难局面，其原因只是一些不利的事情在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外发生了。幸运的是，两个国家并未求助于债务重组，便度过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信用普遍紧缩的时期。
碰撞 第三部分（13）
后来的结果表明，墨西哥宣布无力履行偿债义务的事件成了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失落10年”的开端。在该地区，经济增长直线下落，国际贸易出现萎缩。一些政府被迫恐慌地削减支出，以保护社会部门（如教育和健康）和基础设施，贫困程度随之上升。
工业国家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担忧，基本上因其主要努力旨在让银行系统改变资本结构而显得无足轻重。改变资本结构的关键点在于赢得时间，使银行资本基础能够顶住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贷款进行重组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给予更大的应对灵活性。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用词进入银行业操作语汇，譬如“债务悬垂”和“布拉迪债券”。布拉迪债券…因美国财长尼古拉斯·布拉迪（Nicholas F。 Brady）推动银行将其对新兴经济体的违约债权进行证券化以便出售而创设…标志着全球金融开始进入一个更为乐观的阶段。
在此阶段，新兴经济体逐渐恢复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这致使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和投资活动急剧增加。24 投资者愿意承担较高的信用风险，就有可能以债券的形式购入经过重组的银行贷款。相对于工业国家政府和公司所发行债券提供的利率，这些债券的收益率含有相当高的溢价收益。然而，正当这一更为乐观的新阶段势头越来越强劲时，全世界又很快受到新兴经济体影响广泛的冲击。而且，这次冲击仍然具有破坏性。
1994年12月和1995年第一季度，全球市场再次受到震动。又是墨西哥充当了导火索的角色：其债务期限不匹配的情况加剧了一个主权国家可能进入违约状态的风险。我仍然记得，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告知执行董事需要融资的规模和本机构不得不扛起来的融资负担时，那些执行董事的脸上都现出震惊的表情。这场危机通过实施较大规模的国际金融一揽子援救方案得以避免。拯救行动不得不经过两个步骤才达到目的。第一步注入应急资金不足以避免危机；1995年3月，一揽子行动提供的资金不得不再次加以补充。
两三年后，整个世界立即又想到，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混乱并非拉丁美洲独有的能力。1997年夏季标志着亚洲危机开始突显，这场危机在一些诸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之类的国家给金融系统造成了蔚为壮观的内爆…这些经济体此前被视为处于广受称赏的“亚洲奇迹”的
中心。
时至1998年8月，动荡的浪潮已向西迁移，吞没了俄罗斯。8月17日，俄罗斯宣布将拖欠一批债务。这一浪潮西移的过程促使市场产生更大混乱，到9月，市场混乱使全球金融系统的某些部分处于崩溃边缘。这一点从以下两个方面最能清楚地得到说明：高杠杆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危机中衰亡；以美国为首的政策制定者随后努力提供便利，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头寸进行有序解链，并让金融系统恢复流动性。
次优理论
考虑到多重均衡和触染效应，自然会引致“次优理论”（theory of second best）提供的见解，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1956年两位经济学家凯尔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和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进行的研究。他们思考，如何在一个（或多个）最优条件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做出最佳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