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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全面拉开，看似平静的偌大中国，正酝酿着巨大的创造激情。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王石人生中的不一般年份。这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也就在这一年，王石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他并不喜欢的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履职招商引资工作。
天性张扬的王石此时才仿佛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不过，王石的人生感觉并没能保持太长的时间。因为随后的工作和生活实践，越来越提醒着好胜的王石，他的上述人生感觉真的来得早了些。
2．被枪打的出头鸟
从铁路系统进入外经贸行业，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王石的人生感觉充满了兴奋，眼里看到的太阳也仿佛每天都是新的。他的全身都洒满着得意之情。
那个时候，王石每天都早起晚归，努力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因为王石明白，作为一个对外的单位，外经委是当时开放的广东最开放的单位，也掌握着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权利。而一心想要获得个人成就感的王石，一直盼望的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大舞台。何况，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给了他内心的*。
躁动的年代（3）
进入广东外经委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王石所在处购买了两辆广州市面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其中一辆就分配给了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他。于是，“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袭上心头。”
王石的*未能保持长久。尤其是一件在王石看来很小的事情的发生，几乎给了天性好张扬的他当头一棒，他再次体味到了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压抑和困惑。
1982年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王石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在外经委主任宴请那位厂商的宴会上，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王石未经允许擅自讲了一些轻松话题，赢得了外商“王先生干练”的夸奖。王石自己也不免有了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
据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回忆说，当时在座的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也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王石的得意之感变得荡然无存了。
筵席散后，王石的那位科长把他拽到了一边，严肃提醒说，“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
人的高级动物特性注定了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它的脆弱也就是天然的了。对于科长当时的提醒，王石后来是这样说的：“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经历此事之后，王石完全改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终总结工作时领导对他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反正王石没有感觉到半点兴奋。内心深处他甚至觉得，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简直就是对追求成功者的莫大讽刺。
至此，刚入职时的兴奋和得意已然无存。王石想到了离开。
3．王石：你能成事！
日子过得很快。当王石在广州度过6年的时光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准父亲。就是在这一期间，王石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曾昭科，另一个则是刘元生。
先来看看曾昭科这个人。
在王石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相关的资料也表明，曾昭科素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著称。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到过牛津大学进修，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华人做到的最高职位。也许得益于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曾昭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香港社会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华人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不过，人生的起伏不定和诸多意外，最终也让曾昭科在后来的某一天无奈卸职，回到了母校成为一个教员。
躁动的年代（4）
后来有媒体资料表明，当王石了解了曾昭科的经历后，心里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兴奋。无独有偶的是，曾昭科在接触王石后，也认定他“能成事！”
自结识曾昭科以后，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访。在那段苦闷的时间里，王石很享受每一次和曾昭科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觉得王石是个智慧敏锐的人，他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人最终成了一对难得的忘年交。
后来，王石对这段友谊是这样评价的：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为自己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
因为对二人之间有着如此的评价，王石后来每每回到广州，还会时常同太太一起去“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我们依然能谈到一块，而且，是一种得到和收获的过程，很愉快！”王石说。
至于刘元生，王石和他的结识似乎更多了些戏剧性。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在听完曲目后，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着王石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冲动和张扬，为他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值得夸耀的故事。
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刘元生这种过奇的人生经历，遇到了王石的冲动和张扬，竟也铸就了两人随后的人生盟约。
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也如同曾昭科一样，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
智者与智者的碰撞岂止是火花。
而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则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刘元生和王石的相互欣赏，就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放大效应的合理性。
自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由于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还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并一度认为是扔掉了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