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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他怕他俩。那时的小毛，矮矮个子，长得粗壮，一脸的横肉，很凶猛的样子；而小宦则中高个儿，黑亮的肤色，再配上粗浓的眉毛、厚嘴唇上的小胡子，看起来就很粗犷。他们的形象，以我们当年的说法，“很野”。
起初我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印象不好。但熟悉了，就觉得他们只是“吃象”（样子）难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我看不惯他们对小谢的霸道样，嘴上没说，心里却觉得他们蛮不讲理。小谢是我们的班长，是义务性的服务，我们不应苛求责备，要支持他的工作。
一天下午，生产队保管员吴生和给我们分发口粮，小谢主动去帮忙。在过程中小毛和小宦又凶起了小谢，怪他没有让秤杆翘得更高一些，使他们得到的稻谷少了。
我觉得是那保管员在主秤，小谢只是帮忙，他们这么闹，实在没有道理。实在忍不住，也就多了几句嘴，意思是说他们的不对。我只不过想说句公道话，但或许态度也不很好，结果反而是我与他俩争吵了起来。
我与小毛吵得特别凶。我平时不太作声，似乎很老实，他们也许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而实际上的我，却也是脾气急躁的。在激烈争吵之中，就发生肢体冲撞了。小毛又转身找出两把菜刀，威胁要与我单挑，一人一把刀进行决斗。我也不是吃素的，怒气冲天地冲上去。但是，其他劝架的知青硬是把我俩拉开了。
自那次吵架后，我们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彼此都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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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1）
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马家村赶集的日子。那里离我们村十五里路，是地方上一年中最大的集市，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都会去赶集。那天，我们上海知青也都去了，因为我与小沈、小陈比较好，我们三个就相邀着赶早出发了。
马家村是一个有两百多户人家的村镇。我们到达时，集市上已是人流熙攘，热闹非凡。当地的习俗，到了赶集那天，附近的农民都会聚来，或是来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或是来买一些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或是像我们这样地来逛街。
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里，观看着周围的环境。那是村里一条主要的街，街的两侧开设着杂货店、供销社、面馆等好几家店铺。街道两边已经摆满了摊位和各种有待出售的农副产品，有水果、蔬菜、鸡蛋、鸡鸭、箩筐、扁担等。街上人群拥挤，大家你推我搡的。
我们在逛街时，还遇上了其他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个叫老葛的，长得很壮大，曾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来自上海虹口区的，就更觉得近了一层。大家聊了起来，在面店里叫了小馄饨汤吃，后又新结识一些上海知青。
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近，来我们村找过他们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
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2）
我又向当地老表打探去周家村的路。我是闲聊中“无意”地询问，为的是防止走漏消息，惊动对方。
我又看到一个老表的砍柴刀很好使，刀面加手柄有一个手臂长，刀背有一手指厚，刀口锋利，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力一挥，小孩手臂粗的松树枝就被砍断，唰唰地掉了下来。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花了五元钱，从老表处买了过来。
我在不动声色中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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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路相逢“勇”者胜（1）
三星期后的一个凌晨，天尚黑蒙蒙的，其他知青还在睡梦中，我悄悄地起了床，吞些冷饭，就出门了。我把柴刀从后背插入腰带，再披上一件灰色的外套。从外表看，没人能注意到我所携带的刀器。我走上去周家村的路，在看到那个村子时，天露出了鱼肚白，还是一个好天。
可是，我又开始犯愁了。那是个好几十户人家的村子，这么大的地方，我怎样才能不惊动别人，又找到上海知青啊？我觉得我的计划还是欠周密性。正好这时，我看到一个老表在前面的田间小路上走着，就加快几步，上去打招呼，询问上海知青的住处，又问小孙在不在。
他似乎与上海知青很熟悉。他告诉我，那些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刚走。我的心沉下去了。可是，他又接着说，小孙与他任民办教师的姐姐今年不回上海，要在这里过春节。而小孙送那些知青搭火车，昨晚才回来。真是太凑巧了！
他以为我是小孙的朋友，主动带了路，领着我在村中小巷里绕来绕去，最后带到村子大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