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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试的人两手各拿着一个球。这两个球一个大，一个小，但重量完全相等。如果问测试的人：哪一个重？哪一个轻？被测者通常会说大的那个轻，小的那个球重。明明一样重，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就是心理期待导出的偏差。因为在被测者头脑中，“大”和“重”联系在一起，“小”和“轻”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常识早就建立了相应的惯性链接，正因为如此，当他去拿大球时，他已经做了某种心理准备，或称心理期待，即大的球重一些，所以就会以较大的力量去托住大球，但却意外地发现大球的重量不附合自己的心理期待，当他以较小的力气去托小球时，却正好相反。小球的重量竟超过了自己的估计。
于是，在重量和视觉的强烈反差中，他会修正自己由于心理期待失误所导致的结论，从而纠枉过正地做出另一个错误判断。而全部原因就在于人的思考和行为总是受制于某种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或多或少会干扰我们的判断，使看似真实的判断蒙上些微心理错觉。
纽约到处都是骗子？
点状黑暗思维在心理学上也可称为“类化倾向”，即将一个点“类化”为一个面，生活中，一次小小的失败，有人会说，我不行，我完了。偶而受了一次骗，我们会感慨：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你看那些小贩、那些推销员、那些医生、那些警察、那些干部，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地算计你，敲诈你。其实，情况并非像你所认为的那样糟糕。
罗伯特？福尔姆在《我们得回到幼儿园》一书中分析了这一偏见：一位名叫史蒂文？布利尔的男子就证实了这一点。他专门在纽约通过和各式各样的出租车司机打交道，以此来进行实验。布利尔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语水平极其有限的富裕的外国人的模样。他在纽约坐了几十辆出租车，想要看看究竟会有多少司机来欺骗他。
最后的结果是，在37个司机中只有一个司机骗了他。其他所有的人都直接把他载到目的地并正确地计费了。有好几次，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只隔了一个街区或者两个街区，司机都善意地拒绝载他，有的甚至专门钻出他们的车子，用手指点给他看距离目的地已经是多么近了。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几位司机在车上竞警告他纽约到处都是骗子，因而他这个不太会说英语的外国人应该多加小心。
“纽约到处都是骗子”是一种归纳，但却是不完全归纳，甚至是以偏概全的归纳，可大家偏偏就信，因为它附合人们心理上的“类化倾向”。
类化是人们判断事物的捷径，或者说，人们对某种新现象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类化的。台湾杨保罗曾举例讲道：李先生到美国访问，在星期三上午十点钟路过一个公园，看到一名白人男子悠闲地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他会想：“美国人真是既有钱又有闲，你看他多自在。”走了不久，又看到一名黑人男子也悠闲地坐在另一张长椅子上晒太阳，李先生不禁感叹：“看来美国还是两极分化，黑人的失业问题一定非常严重吧。”
其实，对于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白人及黑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料研判他们是在“做什么”但旁观者却会根据自己心中的“类化倾向”对他们的情况作“超出事实”的解释。
对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常常会根据他们的种族、性别、阶级、职业、衣着来分类，而将“类”的属性加在他们身上。譬如我们心中经常会响起这样的声音：噢，她是女秘书……，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将我们并没有深度了解的某个人类化了，偏见的形式就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我们确实是生活的目击者，但这并不够，我们还必须对目击后的判断保持一份警惕，很可能在我们认定为“事实”的判断中包含了我们并不知觉的“偏见”，正如下面这些判断，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
无商不奸
无官不贪
男人没一个好的
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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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惯性思维中走向灭亡
惯性不仅可能在瞬间形成，更可能在大尺度时空中形成，不但会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更会在群体中形成和延续，就像漂移中的各大陆板块，虽然在常规经验中你看不出它的移动，但这种移动却是缓慢而坚定的。
正如一个实验所描述的：
将五只猴子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拿香蕉，就用高压水惩罚所有的猴子，直到没一个猴子再敢动手，试验的下一步是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新来者不知这里的“规矩”，动手去拿香蕉，结果竟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四只猴子，于是四只猴子便代替人执行惩罚的任务，把新来的猴子暴打一顿，直到它服从这里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继续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罚的猴子逐个换出来，当最后笼子里所有的猴都是新猴子时，仍然没有一个猴子敢去碰香蕉。
猴子天生爱吃香蕉，可是偶然出现一个“不许拿香蕉”的制度后，这一违背猴子天性的制度居然自我强化成为第二天性。最初，猴子们不让群体中的任何一只猴子去拿香蕉是合理的，为的是免遭“连坐”的惩罚，但当“人”与“高压水枪”都退出惩罚机制后，惩罚已转化为一种内部机制，并顽强地毫无理由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许多制度、规则、伦理、习惯就是这样产生和沿袭的。
群体的惯性一旦形成，由于其惩奖机制的强制性，有时会比个体的惯性思维具有更惨烈的社会危害性。正如缠足，无论从审美、快感、健康等任何角度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却能被一个巨大的群体连续几个世纪地沿袭着，除非重大变故和外力的影响，这种历史惯性是很难制止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修正成本”概念，即群体的惯性一经启动，便会逐渐形成各种“历史附加”，从而导致一个更大的利益系统的建立，共生共振的结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变革的成本大大提高，甚至导致灾难性的不可逆转。下面这则颇具黑色幽默性质的故事，便是一例。
美国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标准，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这是英国的铁路标准，而美国的铁路原先是由英国人建的。那么为什么英国人用这个标准呢？原来英国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这个正是电车所用的标准。电车的铁轨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而他们是用马车的轮宽标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因为，如果那时候的马车用任何其他轮距的话，马车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被颠坏。为什么？因为这些路的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是古罗马人所定的。因为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所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如果任何人用不同的轮宽在这些路上行车的话，他的轮子的寿命都不会长。我们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匹拉战车的马的屁股的宽度。
更为惊人的是，当你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航天飞机立在发射台的雄姿时，你留意看看在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一家名为THIOKOL的公司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这家公司的工程师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胖一点，这样容量就可以大一些。但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是要用火车从工厂运送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是比火车轨宽了一点，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火车轨的宽度是由马的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时间和惯性会使人精神麻木，即使是最应该淘汰的行为也会当作正常的做法自行传承下去，没有谁感到奇怪。
专家的话就一定真确吗？
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由于时间、精力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通常只能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专业领域内拥有精深的知识，而对于其他大多数领域则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为了弥补自己的无知，以应不时之需，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各个领域内的专家，而对专家的意见，人们唯有点头称是，照单全收。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