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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商业领域和公共事业领域，目的只是多得了那么一点点认可而已。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公共关系主管吉尔·施瓦兹（Gil Schwartz）在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推荐商务书籍时，提到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所著的《君主论》，吉尔认为本书诋毁了目的在人事领域的重要性，他对本书还作出了以下评论：
“《君主论》貌似一本支持强权君主的哲学理论书籍，而实际上不过是给那些无情的自恋者画出的一张导航图—这些自恋者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如何成为‘头号人物’。马基雅维利揭示了一个通向商业成功的核心准则：道德关注在成功的商业管理活动中毫无用处。《君主论》不能说是一本好书，它怂恿人们先发制人地扼杀和毁灭敌人，甚至在必要时不惜对朋友下手，但是它也是有史以来所有成就了一番伟业的领袖们无不拥有的世界观。马基雅维利将大人物们的策略传达给了任何有志成为大人物的读者。基于对马基雅维利观点的深刻理解上产生的商业管理规则，一经形成便具有了冷静、有礼、深思熟虑并富有战略性，然而它却是残酷无情的。”
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醒目：“道德关注在成功的商业管理活动中毫无用处。”但现实并不是这样：道德关注其实能让人受益无穷。所以我在本书中驳斥了那种“随时待命，视季度成果为一切，为争得高层领导席位在所不惜”的想法。我承认，一个主管可以靠精明的权术迅速晋升到领导层—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你必须要承担起领导该承担的责任：当生意不景气，危机严重时，你的员工们都指望着你的引领，如同鸟巢中的幼鸟眼巴巴地等待大鸟觅食归来一样。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再可以成为你扼杀的对象，也没有什么人是你所支持的对象，你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到这时，马基雅维利的论调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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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说过：“商业是神圣的。”我也笃信这一点—有远大目的的人必然有远大前途。我相信，首席执行官们如果要做好工作，心怀远大目的是他们最必要的素质。他们选择一些主管人员来实现目的，并要看目的是否在这些主管人员们心中真实存在。目的使我们看到伟大和优秀之间的差别，看到传奇般辉煌的成就与值得褒奖的业绩之间的差别，看到流芳后世的功绩与昙花一现的虚名之间的差别。
我们也许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告密者伸张正义却遭到迫害，或是行政要员因拒绝同流合污而被踢出管理层的悲惨故事。的确，目的不是获取成功的保证，但它是获得成功—至少是获得长远意义上的成功的前提。要想迈向成功的制高点，我们需要对自己抉择和行动的原因有一个一致而清晰的认识。那些能和公司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并能因时制宜调整战略的人，将被回报以高职衔、大职权和高薪水。万众喝彩，掌声雷鸣，丰厚的回馈只属于真正的英雄，那些心怀目的的领导者们，与急功近利无缘。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2）
我相信人们最想从工作中获得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目的。当然，别搞错了：人们确实需要酬劳，也有人会需要头衔用于自我肯定。但更多的是，人们想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也想让生活有其存在的理由。中世纪建造大教堂的工匠们不存在任何私心地勤力工作，即使这些教堂一直建到他们孙辈的时代都无法完工，工匠们也不在乎这个。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更努力的。有什么能比为上帝工作更重要的呢？巴赫在他的作品结尾标上字符SDG—“荣誉唯归于上帝”。在这个大作曲家看来，他自己只是上帝的一个信使而已。然而，不一定非得是宗教徒或艺术家才能拥有人生的目的。想拥有目的，你只需看透当世物质文化的虚无，一旦领悟到这一点，目的对你来说就意义非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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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关于目的的观点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在我将从雅典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被指定发表告别演说，所以那天本应该是非常喜庆的一天。然而，我却在痛心和愤懑中啜泣：痛心的是，我的祖国遭到土耳其军队的再次入侵，许多希腊人民死于铁蹄之下；愤懑的是，在上校政权统治期间，两名警察曾将我“请”去警察局“接受问询”；而他们竟也作为毕业班的成员去听我的告别致辞。当时与他们共处一室的我，考虑着要不要在我的演讲中提到那件传讯审问的事。我应该就这么算了吗？最终，对祖国的痛心占了上风，我忍住了自己的愤怒。
到那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变得更加彷徨了。塞浦路斯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以至于我很难专心研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到了第二年，我陷入了窘境，我告诉我的一个教授：“这些理论都很好，但我想学习的是能应用到现实当中、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论—因为我要为我的祖国贡献一点力量。”他让我去见哈佛法学院的罗杰·费希尔教授。费希尔教授当时正在研究新式的谈判攻略，而那正是我想学习的。我同费希尔教授的研究小组一道研发并开创了哈佛的第一门谈判课程。我还参加了美国国会竞选，希望能颁布土耳其武器禁运的法案。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美国法律是不允许外国人参政的，所以我冒了被驱逐的风险，但我一定得为拯救我的祖国做点贡献。
费希尔教授的谈判课程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第三大最受欢迎的课程，并被美国许多专业学校应用。在帮助费希尔教授写书构思—即后来的畅销书《达成一致》的过程中，我还亲自教授了几年这门课程。1978年，我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单边谈判文本”的研发，在“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签署中，前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运用了这项谈判策略并达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三年后，我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谈判项目中的高级顾问。
但是，学术之外的世界仍然吸引着我。1982年，我被任命为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的欧洲与中东商业发展部门负责人。期间，我提出了“补偿”（offset）一词，并整合了第一个“补偿计划”，以支持西屋电气公司的国防装备分公司—F…16战机的主要供应商。是的，我希望推动和平进程，希望看见和平条约的签署，但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我们根本无法谈判。我有意进入了美国国防业，只想着最好能从激进分子的手中挽救回希腊，也可以说，我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继续战斗。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策划了将F…16战机用于对希腊的“商业销售”被指控。我承认自己这么做了，从开始向希腊出售F…16战机起，我就没听说过还有商业销售军用飞机这回事。当时美国和希腊政府之间互不通话，双方关系处于相当严峻的紧张态势，想要这第一批40架F…16战机能运往希腊，我必须采用“商业销售”这一方式。我的目的不仅是想牵制苏联，更是为防止希腊的军事弱势和政治孤立状态被土耳其所利用，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如果说当时有什么信念支撑着我那样运筹帷幄、坚定不移、夜以继日地连年工作，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作为国防设备订约部雇员所拿的薪水，而是因为我心怀目的。
目的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3）
虽然F…16战机的购入受到了希腊中立派们的强烈支持，但是仍有那么一个群体持反对意见，甚至比希腊激进分子的反对更甚。希腊极右派人士谴责我对此项销售的推动，因为这延长了以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为首的执政党的掌权时间，但是，我的目的要求我对这一切权利政治和金钱因素都不予考虑。
后来我从西屋电气公司跳到了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并在1984年，被提升为该公司最年轻的项目主管。五年之后，我辞职了。我飞往希腊去看望我父亲，他已是风烛残年，体力渐渐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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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对父亲已经尽到了责任。事实上，作为奖励，我可以拥有一段个人的“休闲时光”。我要求通用动力公司送我去哈佛商学院进修两年，这样我就能继续研究那个我一直困惑的问题：目的和成就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恶势力，二来可以为人们造福，我甚至能隐约预见到一个新职业—将想法付诸行动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