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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的途径，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就反复提到“礼”的作用。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因为“不学礼，无以立”。岂止是“无以立”？一个不懂“礼”的人，应该说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
在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将自己培养成“君子”的途径上，《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那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话，就是在疾行一段时间后，放慢自己的脚步，或停下来定定神，一个人只有安静下来，才能冷静地思考，才会有所收获。
这段话对于当今浮躁和盲动的人们应该是一剂良药，所以才冒出了一本《放弃也是一种智慧》的书。
当然，孔子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也针对性地提出了忠告：“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事情应引以为戒：年少的时候，血气还不成熟，要戒除对女色的迷恋；等到身体成熟了，血气方刚，要戒除与人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从字面上看，孔子提出的“三戒”是针对少年、壮年、老年提出的，但这“三戒”对于身处不惑之年的人们来说，更为重要。
其一，戒之在斗。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前程，成为人中之龙。但由于僧多粥少，越往高位机会越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攀到理想的最高处。为了争夺更多资源的处置权，不少人往往会利令智昏，陷入无原则的权力斗争中去。加之人过四十，正是血气方刚、春风得意时，更容易因为心气好胜而误入歧途。今天你搞我，明天我搞你，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地耗费在阴谋和诡计当中，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结果呢？一边是威风显赫的权力，一边是残缺不全的人格；一边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边是支离破碎的家庭；一边是令人羡慕的权力，一边是痛苦不堪的人生。我们究竟是得还是失？权力可以带来威风，但带不来人们的赞誉；权力可以带来金钱，但带不来幸福的生活；权力可以带来美色，但带不来真正的爱情。为了权力而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实质上是逼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二，戒之在色。不惑之年的男人，很多都是业务上的骨干、技术上的尖子、管理上的能手，可以说前程似锦，加之有着稳定、颇丰的收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但就是在这个事业的稳定和上升期，却又成了家庭和婚姻的脆弱期。由于这个时段的人们相对来说有权、有钱、有地位、有身板、有色胆，什么搞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等，很多都出自他们之手。所以，要想保持住自己人生良好的上升态势，必须戒色，切不可一时冲动掉入情色深渊。如果意志不坚定，被色所困，可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它不但可以把你的身体搞垮，把你的家庭搞垮，而且还会扼杀了你的一生，使你前功尽弃。
其三，戒之在得。四十岁的人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压力期。自己过小康生活需要钱，赡养父母需要钱，抚育孩子需要钱，应酬朋友需要钱。加之又有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揩点公家的油并非难事。此时，如果自己把握不住，被贪念所缚，不由自主地伸出了罪恶的双手，那就惨了！要知道，人的贪欲如同山坡下滚落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越大越滚，根本不可能自主地停住。只能等到冲下山底，摔个粉身碎骨时才会罢休。那时，纵然有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而孔老夫子特别强调“老年戒得”又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很多人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与别人一比，什么都不平衡，开始把持不住自己了，于是在五十###岁时翻了车，看来老夫子早就预言到“五十###现象”了。
儒家正是通过“修己”而达到“安人”的目的，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所以，就把仁更加系统地上升到管理高度的“仁政”上来，通过推行“仁政”，最终达到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古人认为“政者”实际就是“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其实这和道家个人管理目标的“内圣外王”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关于修身的作用，近代西方的管理学也多有品德成功论的论述。美国生物学家及教育家乔登（David Starr Jordan）说：圆满的生活与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惟有修养自己具备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与恒久的快乐。没有正常的生活，就没有真正卓越的人生。
看来，要想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就必须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越来越强调职业生涯设计，无论是做一个平民百姓，还是做一名管理者，都要作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于是各类成功学以及励志的图书纷纷出来。其实无论怎样设计人生，首先是要考虑正人先正己，诚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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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大”
“战略”，这个原来军事上的术语，成了现在企业界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正如“老总”一词由原来对革命老帅们的亲切称呼一下变成了企业领导的代称一样。现在战略在有些地方又变成了“愿景”，总之怎么时髦怎么叫。这些年来各种咨询机构为企业作了无数的战略规划，从发展战略、人才战略到销售战略等，尤其是每到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大家更要忙上一阵子。中国似乎一下子冒出了一批战略家和战略指导家。我们猛然惊醒般地意识到人家国外就是聪明，什么都从战略上看问题，做出来都是大手笔。仿佛咱们过去尽是一些鼠目寸光的短见之辈。我们不否认，在改革之初，由于对改革政策的不熟悉，或是对前景不确定性的直觉，很多事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缺乏更远的思考。但那仅仅是特定环境下的局部现象，绝不能说研究战略是老外的专利。
一、大局观
1。中国人的“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的民族，不过咱们把这种思考方式叫做“大”。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古人的思想中处处闪烁着“大”的光辉。比如在国家政权建设上，韩非子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儒家管这叫大一统；在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中有“故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著名论断，这应该都是最早的关于战略思想的论述。
在一般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首先要从长远分析一下有没有消极影响，这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少高级管理人员常常教育员工要“居安思危”，这叫忧患意识，正如老辈子讲的“常在有时思无时”。
遇到矛盾了，我们经常提醒自己注意：小不忍则乱大谋。千万别因为一时的愤怒，坏了大事，这不仅是教人从大处着眼，更是教人从大处处世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教育人做人要识大体，做事要顾大局，分析问题要明大理，培养孩子要树大志，临于危难要有大节，成功的标准是成大器。
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大”字，因为我们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中国人习惯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中国人也是从“大”开始，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例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的记述上是从时到日到月再到年，空间顺序上——比如信封上的写法是先写某某楼再写某某街然后再写某某市，最后才是国家的名称。有些头一次出国的人写信时常常感到不习惯，因为中国人都是由大到小，时间顺序是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