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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无疑都是一座充满了诱惑与渴望的殿堂，那是一个孩子童心里最美丽的梦想和奇迹。杨澜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着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柜台的玻璃上。那时候杨澜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在这样的陶醉过程里，杨澜体会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每次的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只是那时候的杨澜没有注意到妈妈疼爱的眼神，也没有注意到每当妈妈看着杨澜眼巴巴的神情，都会下意识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杨澜感到很意外。因为妈妈看到邻居的孩子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杨澜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杨澜一边亲着妈妈，一边很懂事的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因为手枪的玩具不仅好玩，拿着威风，更重要的是，标价并不是很贵。虽然那时候杨澜还不会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但杨澜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了，知道应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
杨澜天生的领导能力在与孩子们的嬉戏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有的孩子看到杨澜手里的小水枪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玩具了。在当天，几个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之后，杨澜他们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会喷水的手枪。孩子们在水枪里找到了童年的乐趣。
于是，夏天暑假的每个炎热的中午，杨澜就带着这帮孩子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当然射击的部位主要在对手的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有时候，你刚想张口说点什么，就会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伴随着得意的嬉笑喷进了你的嘴里。有淘气的男孩子就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这些开心的、得意的、愉悦的童声，惹得柳树上的蝉儿使劲地狂叫，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那时候的游戏很简陋，但孩子们的兴奋与喜悦和今天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孩子就是孩子，只要在游戏中找到了乐趣就会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幸福印象。
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敌人好人”。因为手里有枪，所以游戏就更真实，大家也玩得很尽兴，很入戏。其实这些游戏就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经常会出现惯用的台词。比如：“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或者是“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之类的话语，有时候这样悲壮的情节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已经死了！”
马上就会有反驳的抗议“凭什么我死啊，我还没有呢，只是受伤，我轻伤不下火线！”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怎么了？”
“没怎么！坏人先死，谁规定的呀！？坏人还吃大鱼大肉呢！”
“要吃回你们家吃，现在是坏人先死，电影里都这样的。”
演坏人的不干了。“那干吗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当水枪里没有水的时候，就说一句：“灌水喽！”随着一个人的离开，大家就再也没有兴趣争了，再争执下去，到游戏的时候没有水可以用的时候，那才没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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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抓捕”行动
打仗的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腻味，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觉了，于是抓特务就成了另一个活动的内容。这样的游戏需要有人先藏起来，然后有人负责捉拿。
有时候是藏人，有时候是把枪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让大家来搜索。虽然可以交叉着来玩但还是有人提议了：“没意思，咱们要是能抓到一个坏蛋，才有意思呢！”
“对啊，对啊，可咱们去哪儿抓坏蛋啊？”于是大家就沉默了，好像刚才的兴趣因为没有抓捕对象的出现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大家兴趣索然。
突然有人说：“有了，最近，我们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要不我们就把这偷车贼给抓了吧？”
马上有人说：“我们只抓特务，小偷有什么意思啊。”反驳者用一种阶级立场，用一种孩子气的思想说服大家：“自行车是革命群众的财产，我们保护了群众的财产也是一种革命行为。想来我们欢迎，不来我们不强求。”说得态度坚决，全是电影看多了后背会的台词。
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于是大家三三两两的隐藏了起来。隐藏对于杨澜和她的伙伴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玩了这么久的游戏，大家对什么地方可以藏人都了如指掌。大家约定，一旦发现“敌情”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大家的脑门，夸大家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大家呢，那样大家就可以使双枪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让杨澜和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起，开始了“蹲点”。
北京夏天的闷热可以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得到证明：一瓢凉水进肚，马上就成了汗排出体外。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玩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热，但要不动地藏在一个地方，没有风、没有游戏、没有对话，还要聚精会神，可以想像那种难受程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澜和小朋友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浃背，紧张得不敢说话，藏了几天都没有见到小偷。
树上的蝉儿好像是因为没有了竞争的对手，大唱特唱地烦人，唱得大家心里痒痒的，都奇怪了，怎么以前没有听到过蝉儿的鸣叫呢？这时候要是可以的话，一早就拿根竹竿把它们都黏下来了。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有的孩子不来了，但还有人在跟杨澜一起坚持着，虽然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那天的中午，天气闷热，杨澜跟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就在大家要散伙的时候，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
这个发现几乎让杨澜他们就要欢呼起来了，这样的鬼鬼祟祟足以说明有问题。大家都很兴奋，都等着最后的场面。来的人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所以孩子们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有人悄悄地说：“看，这个地主要来搞破坏了。”
有人说：“电影里的地主都有本变天账。这邱老头的变天账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还有人说：“你看他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到车棚，还能做什么？很可能又开始偷自行车了。我们终于要胜利了。”
有人很老练地说：“沉住气，我们等他偷的时候再动手。”
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大家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孩子们手里都有“枪”！
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
杨澜他们蒙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样的场面不吻合剧情。可惜这是杨澜他们看到的现实，不是排戏。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雨说来就来了。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掩藏着的想抓他的孩子们，但他能看到雨。他在看天的时候就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