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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国去，因为他听到中国有可能开放改革，而他认为我是向中国人解释经济制度运作的最佳人选。几个月后，我听到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位置将会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获委此职，十八年后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里，高斯写道：「人们看来不明白的，是联邦传播委员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场出售的，是以一件仪器传达信号的使用权。这样看问题，我们无须想到频率或无线广播的所有权谁属那边去。 Coase； “The Federal munications 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树出版。
第三章 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1）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按资历级别的排列（注十三）。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意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意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注十四）。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注十五）。困难是这两类合约好些时不容易分开，而在中国，这两类合约往往是织合为一的。我们稍后将会讨论这后者的有趣安排。
为了理解中国，我以合约的关系来看社会里的人际互动。一九七九在广州，见到不同职业的等级排列的细微划分使我震撼。某级别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车，或每隔一天可得鸡蛋一只，或有权到市场买鱼但不需要排队。这些现象有启发力。我最初的解释，是天生下来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地「无产」，*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再过两年，我看到深入一点的真理：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
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既然在讨论一般性的理论，我要指出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是需要费用的。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实在有点误导。多年以来，我强调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分开，而验证假说所需要的，是指出这些费用的边际转变。我也曾经强调，交易费用不需要用金钱来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我们有本事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经无数次以观察到的现象转变来衡量交易费用的转变，作出准确的推断或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对优质座位票价为何偏低的解释（注十六），但多年以来我对中国将会发生的事的推断，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绩。
第三章 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2）
除了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无法分开，这逼使我为交易费用下一个广泛的定义：涵盖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费用。这样看，交易费用是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认为应该称为制度费用才对，即是只有社会才能出现的费用。我的论点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起因，主要是为约束使用资源的竞争，或者从上文提出的广义合约安排看，起于用合约来约束竞争的需要。结论是：只要竞争存在，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存在。换言之，说一个社会没有这些费用是矛盾的说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评论高斯定律时，我写道：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它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他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它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注十七）
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或社会费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经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约选择分析是没有冲突的（注十八）。说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是近于定义性的了。然而，要解释座位票价或自助餐的安排，我们只须指出某些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的边际转变，但解释一个复杂的制度，或制度的转变，困难得多。
脑子闭塞，我的困难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种交易或制度费用应该加进去来解释私产及市场的存在。我的广泛定义显示着这些费用无处不在，再没有加进的空间。二○○一年的一个晚上，我看到曙光：我们不是要加，而是要减这些费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着想到一篇只两页纸的文章，A。 Bottomley一九六三发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论点，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极宜种植杏仁树，但因为草原公有，于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价值的资源毫无约束地让公众使用的现象曾否出现过，我历来怀疑，但假设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么，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发表的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样的看法比较困难，但在两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发生；另一方面，成本（这里指费用）是最高的代价——的黎波里的畜牧代价是种植杏仁树的土地租值。定义说，把草原转作种植杏仁树的用途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不会低于租值的消散，否则这用途的转变会出现了。跟着的含意是，如果我们能认定这些费用在哪方面有了转变，制度的转变可以推断。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观察，明显地说，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种植了杏仁树，有三个结果。其一，土地的租值会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费用会下降——这下降是减下去，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费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性质或类别是改变了，虽然这些费用永远不会下降至零。其三，从我们的广泛概念看，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是取代了另一种。以我之见，后者是制度转变的正确意义。
第三章 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3）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也可能不熟识，但对理解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却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