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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心脏的跳动以及脖子、手腕和脚踝处的脉搏。慢慢地，我抬起胳膊，开始迎接太阳的升起。如此，我便可以逐渐进入太极境界，全身心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不过，这天早上令我难以置信，我始终无法真正进入状态。
那是个令人难熬的周末。星期五，报纸上发布了我们雇用律师进行自我调查的消息。从那天起，媒体的报道便接连不断，不知道是谁走漏的消息。我不断与罗斯·齐姆、汤姆·博迪奇以及莫什·希什基尔（我们的安保部主管）通电话，希望能够查出是谁向媒体泄露了消息。我们一起查阅电话记录，搜索电子邮件，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终于能喘口气了，我觉得放松多了。今天我既没有读报，也没有看电视新闻，而是专注于恢复体力。早上8点钟我打完了太极，洗了个澡，吃了管家布里·奇恩为我准备的早餐。布里·奇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由圣克鲁斯山区的嬉皮士父母养大，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在面试她时问她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她服用过多少次迷幻药。“啊，我的天，”她说，“我不知道，但可能有好多次吧！我可能数都数不过来了！”她问我们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嗯，那么我是否可以不必穿商业正装呢？”
很不错。同时，她还留着我所喜欢的金发，身段迷人，看上去酷似《Blind Faith》的封面女郎。我每天早上洗澡时，都会把她作为思念的对象。我恨不得永远占有她，可每次我向她提出上床要求，她都会威胁说要告诉乔布斯太太，并且我还得给她涨工资。她现在的年薪已达到了万美元。我不知道离开她我们能够做什么。
在我离开时，我向她鞠了一躬，说：“我很珍惜你我二人契合的地方。”
“是的，”她说着，自顾低头洗刷着东西，“你就做美梦吧！”
然后我便来到苹果公司总部进行每周一次的高位结肠灌洗。是的，虽然放假，可我的日本灌肠师久曾须川却很愿意为我效劳。
“请握紧拳头，”久曾说，“不对，你需要放松。”
我们不断磨合着，最后我终于感到浑身轻松了。然后，我便驾驶赛格威滑行车来到了突击队营地。莫什·希什基尔在等着我。他原来是一名以色列军官，后来他的左脸受伤，留下了一道指头粗的疤痕。他的左眼也受了伤，看上去像个鸡蛋黄。
莫什向我介绍了一位叫做米克黑尔的俄罗斯人，他是来自我们Windows病毒制造小组的黑客。他个子很高，黑头发，几天没刮胡须，看上去似乎有些没睡醒。我们的“W*ecat行动”吸纳了几名世界上最好的病毒编程者，他们别的不做，只需一心编写破坏Windows操作系统的程序。我盘算着，如果微软果真想拷贝我们的东西和偷窃我们的想法，我们至少可以使他们的翻版无法正常运行。
但是，今天米克黑尔从事的却是另外一项工作，即寻找那名泄密者。
“我已经检查了苹果公司的邮件和电话系统，”他说，“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我……”
他停了下来，看着莫什。我猜测，他是担心自己在我面前说多了话。
“没事。”我说。
莫什点了点头。
米克黑尔继续说：“我检查了使用苹果公司邮件地址发送或者收取邮件的邮箱，都没有发现问题。我还检查了苹果员工打的电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邮箱地址，也没有发现问题。”
“是的，我也想到过会这样。但试着查查也不错，谢谢你！”
说着，我便准备离开。
莫什说：“等一下，还有件事情。”
“只是有一条线索，”米克黑尔说，“我们有关于记者、华尔街分析家、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客户的电话号码数据库。我收集了所有记者上周末撰写的报道信息。看这里，一名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女子。”
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旧金山的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埃里卡·墨菲的AT&T电话清单。他操作鼠标，逐条显示出了这位女记者最近两个月以来接入和打出电话的记录。
“这一条，”他说着停在了一条记录上，“这儿有一个接入电话，还有这儿，一个呼出电话。这些都是与同一个号码的通话。让我们再来看其他几名记者的情况。同一个号码与另外三人进行了对话。”
“这不是苹果公司的号码。”
“不，当然不是。”
“那这是个什么号码呢？手机？”
“一张SIM卡，但我们不能判断它是在哪里使用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通过卫星还是什么？”
“你别问。”莫什说。
“这真是很奇怪。”米格黑尔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转移到我身上，“您认识开曼群岛的人吗？”
我到家之前，拉里已经到了。
当我告诉他关于来自开曼群岛电话的事情时，拉里说：“这真是奇怪。”
“好了，不谈工作了，”乔布斯太太说，“先讨论今晚如何过吧！”
“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谈谈书怎样？”她说。
我们看着她没有说话。
“谈谈电影、政治或者伊拉克？”
我们不知所措地坐了几分钟。最后，乔布斯太太起身去房间里拿饮料时，拉里说：“你听说杰夫·赫尔南德斯的事了吗？他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他快要完蛋了。”
“天哪。”
“是的，这很糟糕，兄弟。”
布里·奇恩为我们烤制了一份令人垂涎的豆腐蔬菜大餐。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广场观看焰火。面对绚丽壮观的焰火场面，我们赞叹不已。回家后我们仍在称赞今年的焰火搞得不错，似乎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认为有必要找律师吗？
2006年7月10日，酷暑。心情：得意
假期结束之后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了一张查利·桑普森写给我的纸条，要我下去接受他和他的团队的问询。我如约来到克罗斯比会议室，他们已在一张长桌子一边一字排开坐好。现场有一名速记员，几台录音设备以及几大壶水。
“伙计，”我说，“这是干什么？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开会吗？”
没有人搭理我的话。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这看上去的确太严肃了。我是不是该找个律师来？”
“你认为有必要找律师吗？”桑普森说。
“我刚才不是问你吗？”
“悉听尊便。如果你觉得没有律师在场便难以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你就去找个律师好了。但这里不是法庭，我们不是来给你定罪的。”
“好吧，”我说，“那你们就问吧。”
就这样，桑普森开始了废话连篇的提问，比如我的姓名、年龄以及工作经历等。为了有意找乐子，我故意回答错了几个问题，以便看看他们是否注意我的回答。他们的注意力的确非常集中。
桑普森问我，我在苹果公司占有多少股份。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吗？难道说你对自己拥有1％或者90％苹果公司的股票没有概念吗？”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对数字没有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被迫辍学的缘故。这属于一种学习障碍，确切地说是数学学习障碍。”
“数学学习障碍？”
“这就相当于数字方面的阅读障碍。”
桑普森皱起了眉头：“已经确诊了吗？”
“反正不是叫数学学习障碍就是学习数学障碍。我记不清了，非此即彼。”
“你也患有阅读障碍吗？”
我摇了摇头：“只是学习数学障碍。”
“是数学学习障碍。”一个年轻人赶紧纠正我说。
“啊对，”我说，“你说得对。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自己也拿不准叫什么了。不过你们说话语气得客气点儿，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工资单可是需要我签字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人反驳说。
桑普森示意大家继续进行。接下来，桑普森的助手们便开始接连向我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能够很好地解读别人的想法。这是一种超感官的能力，是我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名禅师那里学来的本事。我会很快将别人的想法转化为文字。但今天，我遇到了挑战，眼前的一切有些凌乱。
我抬眼看看桑普森，解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回敬了我一眼，目露凶光。
一位叫奇普的桑普森的助手问我：“你能否回忆起2001年7月13日与索尼亚·伯恩的一次午餐？当时你们两人讨论了股票期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