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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到何年何月了。所以，我去问我的父亲：“如果一个人竞选失败了，人们会看轻他吗？”
“绝对不会。”他答道。
如果他说会，我可能就不会去竞选了。父亲的回答开启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对竞选流程不是太了解。带着几分担忧，我参加了竞选。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而且天性乐观、坦率直白，这点貌似也很吸引选民们。一天晚上，我本应去参加一个在奥马哈市为候选人举办的冰激凌之夜的社交晚会。这个活动是由一个大多数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团体举办的。我跟父亲商量要不要费神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困惑不解地看着我说：“豪伊，只要你不做什么傻事，他们就会觉得你很优秀。”看着如今上演的一出出滑稽戏，有的甚至在国家层面上，我真的希望更多的候选人能采纳他的建议。
在任何时候，竞选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经常带着孩子们去竞选。有一次，我带着5岁的HWB站在一个教堂的前面发传单，一位老人走过来说：“霍华德！能看到你再次来竞选真是太好了！”HWB疑惑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小声对他说一会儿再解释。随后笑着感谢那位绅士的支持。后来我对HWB解释说，我猜是40年前那位绅士曾为我的祖父投过票。当他看到“霍华德·巴菲特”的名字又在竞选者之列时，估计他把我误认成祖父了。
父亲对我的竞选很支持，但是支持的程度却很难拿捏。如果他完全不支持吧，看上去会很奇怪。但如果给我太多的竞选资金，又显得不太恰当。最后，他决定，我每拉到10美元赞助他就会给我1美元的支持。当人们向他问起我的竞选时，他就会打趣说道，豪伊每次签“巴菲特”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应该用小写，因为他没什么资金。
要想赢得竞选的胜利，我必须全力以赴。虽然这次竞选没有在任者参加，但是我们四位竞选者中的三位都身世显赫，除我之外，一位是美国参议院议员詹姆斯·埃克森（JamesExon）的儿子，另一位是深受欢迎的已故奥马哈市市长伯纳德·西蒙（BernardSimon）的儿子，西蒙是在职的时候去世的。我们的女性竞争者，林恩·巴伯（LynnBaber）想出了一句很聪明的口号：“我不是大人物的儿子。”
选举之夜如期而至，我坐立不安。在我们家族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我祖父在国会选举的那晚，还没等到选票结果公布，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一位记者打来电话，让祖父说一句可以见报的话。他答道：“我坚信查尔斯·F·麦克劳克林（CharlesFMcLaughlin）在未来两年会为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很好地服务。”记者一头雾水地说：“可是您当选了啊！”如果你是个旁观者，自然会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但是作为竞选者，你坐在电视机前，感觉民意似乎偏向另一个党派，只能干着急。
父亲和我一起熬夜看选举结果。大概凌晨1点的时候，我们都熬不下去了，就去睡觉了。形势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官方公布选票结果之前，我是不会宣布胜利的。最后我果真当选了。我很享受我担任行政委员的时光，感到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些好事。没多久，州长凯·奥尔（KayOrr）任命我为内布拉斯加州酒精委员会（NebraskaEthanolBoard）委员，这份差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1992年时，我4年的任期即将结束，新的人生篇章即将展开，而这个新篇章也跟务农没有多大的关系。
宏伟的商业愿景
多亏了我有酒精这个行业的相关经历，1991年时，我加入了阿丹米公司的董事会，而它们公司的产品之一就是酒精。加入这个公司的机缘是德韦恩·安德烈亚斯想让我加入他们公司，然后竞选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竞选州长很诱人，但是我意识到，我更喜欢由别人来掌管这些国家大事。我不想当个全职的政客，也不愿意放弃我跟家人一起相处、务农或是花在其他兴趣上的时间。
不过，就在我拒绝那个机会不到一个星期时，阿丹米公司回头找到我，并开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即让我成为阿丹米公司的主管，从公司内部学习大型综合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前提是我要搬到阿丹米公司的所在地——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市。一开始，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行。但是他们不断说服我，而我也意识到在迪凯特市周边有着大量的农田。德文和我都觉得这可能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而且，阿丹米公司准备支付给我更高的薪水，这下子我们就能够买一栋更大的房子，给孩子们更多的空间。所以在1992年，我们搬到了伊利诺伊州。
我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了三年半，这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我爱奥马哈，但是在迪凯特，我们能过上低调的轻松生活。除此之外，马蒂·安德烈亚斯也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我们趣味相投，彼此激励。我们会一起探讨照相机的镜头和摄影技巧，出差时也会一起带着我们的照相机。我还积极参与了公司在中美洲组织的企业收购活动，并在墨西哥交到了一些终生的挚友。另外，我还经常接触到一些公司外部的人，他们想要说服阿丹米公司支持其政策或是其他非商业活动。渐渐地，我对国内外政治、市场和监管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了德韦恩的话，学习了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如今，更多的人了解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当时对此知之甚少。在那时，媒体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论证都是通过药物的角度去阐释的，因为大部分医学药物最初都是从世界各地的植物中提取的。虽然“下一种将要灭绝的植物可能就是治愈某种癌症的良药”这个想法确实令人信服，但是我开始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这重要。
当一种重要作物到处疯长，或是在一种新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时，农业科学家们总是对该作物进行杂交，或用同个物种的另一个品种来替代它，以消除威胁。以19世纪的法国为例，一种叫作木虱的葡萄根虫让葡萄种植户们很是头疼。解决方法就是从美国引进一种对木虱有抵抗力的“砧木”，并把一些葡萄品种，诸如霞多丽或者卡勃耐嫁接到砧木之上。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业已存在的某种植物遭受到来自南部的叶枯病菌的威胁时，玉米品种的多样性帮助它们渡过了难关。
但是，对我来说，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土地的使用。作为一个农民，我知道种田绝不是想在哪里种什么就种什么。我在探究这个主题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联系，那就是如果不在诸如美国等拥有肥沃土壤、良好灌溉条件的地区使作物产量最大化，则会威胁到那些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
雨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是成千上万的物种的家园，而且这些物种对地球、空气、水以及土壤的全面健康至关重要。它们相互协调配合，确保各层次物种的生存，使得生物多样性成为可能。雨林隔离了大量的碳。非洲的稀树大草原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干旱状态，不适合发展农业。但是这里却适合动物的迁徙，重要的物种能够在此安家，并生存繁衍下去。那时候，我开始研究全球森林的情况，结果让我幡然醒悟。在1993年这一年，我发现在美国有将近5000万英亩的优质耕地闲置，而印度尼西亚却不得不毁林开荒，将15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变成大豆种植地；厄瓜多尔以每年2％的速度毁林开荒；亚马孙雨林的很多地区已被烧毁，只为给牧牛场腾出地方。
人们对热带雨林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它们生长于肥沃的土壤。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地区是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进化而来的，其土壤缺乏营养。但营养储存在植物本身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让它们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长，不横加干涉，那么不论是对这个地区还是这里的物种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了。相反，刀耕火种的农业只能带来短短几年的粮产，而且因为土地养分枯竭，几乎会导致颗粒无收。此外，因为失去了树木和其他植被的保护，剩余的土壤更容易受到侵蚀，进而导致泥石流、泥沙沉积和水污染。
2012年，我去了萨尔瓦多共和国。我们沿西海岸飞行，去参观一个农业项目。这个国家曾经拥有郁郁葱葱的雨林植被，但是据估计，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