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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几代人打拼的基业从此崩溃，甚至在水井的周边民居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李家的嫡系后裔，我不得不对此社会现象产生一种巨大的惊怵。仿佛一个旧巢被主家捅碎，覆卵满地，燕去人空，不复再来。然而，仇老汉留下了，这个孤独无依以武谋食的男人，侥幸地作为坏分子从历次运动的灾难中，苟且偷生地活到了1980年代。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宗祠大院中去逡巡一番，他的生命赖以支撑的水依旧来自于那口古老的井，他每天临水照影直面着岁月的变迁。挑也挑不干的水井啊，仿佛是一只蓄满伤痛的眼睛，永远有止不住的泪水滔滔。寒泉配餐，箪食瓢饭，他毫无目的地在守候中老成一个幽灵。那些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仅剩唇边枯涩的回忆，他在悲风扑面的寨墙边天天伫足，遥想铁马金戈的英雄年代，仿佛他还在身负重托地守卫着生命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以后的几日盘桓中，我与仇老汉成了忘年交。他带我去一些农家，指认着地上的残碑断碣，指认着一些破旧家俱。甚至还拉开一些桌子的抽屉，只见屉板竟是雕刻镂金的李氏家训的碎片。那些金字在暗室闪亮，却再也无法拼缝出当年的光辉岁月。这些被瓜分的浮财早已被时光朽蚀，只有这个老人固执地伤悼着这些前朝的灰烬。
“此地有崇山峻岭之胜；其人以诗书礼义传家。”这是李氏宗祠寨墙两端的一副对联。而今，崇山峻岭依旧，却不见了诗书礼义。家久不传，其人孰在，只剩此空空院落，在鄂渝两域的交界处独立苍茫，像一个远古的奇迹供人凭吊。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月亮，是怎样照临寂寞空山。我看着仇老汉孤魂般的影子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苍老背影，让我久久失语。在我离去的早晨，仇老汉竟来村口送别。老人收下了我刚买下的几个熟鸡蛋，却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我的微薄捐赠。一辆乡村客车带走了我，之后又将我带到了更远的江湖之中。每有客从故乡来，我都忍不住打探仇老汉的讯息，后来谭宗派先生告诉我，早已故去了吧！我想，最后一个真正从内部窥见李氏家族历史的人，终于走到了尽头。他陪伴了八十多年的屋舍，最终也不能带走片砖寸瓦。他的使命完成了，在一个万物为 狗的时代，他到底又能守护住什么，他又望见了什么人间奥秘而最终归于沉默。
而今，李氏宗祠终于成了一道国保的景观，在过往的冠盖中，有谁知道一个老人的故事。我想，只有那口亘古涌泉的老井，那落在一泓深碧中的夜月，会像一面磨洗干净的铜镜，在永恒地返照着尘世的盛衰兴亡……
组织后的命运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颤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组织或者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人。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启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和赤潮仍旧割据和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含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只是他当时并未足够的认识到，自家两代人头颅相许的事业，最终竟成为他一生的玩笑。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弟，还有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当时名曰赵承修】。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放在今天，这样的事简直可谓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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