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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反腐已是反腐领域的重点环节。
除了上述问题，账单中还指出，一把手违法违纪问题还有如中粮集团公款支付打高尔夫球费用，奢侈浪费问题突出。宁夏有的利用宗教习俗敛财，辽宁经济数据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等。这些涉及一把手问题的账单，充分表明中央在惩治一把手的违法违纪及腐败方面，已经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
（5）买官卖官问题突出
问题账单点了河南和山东的名，指出，河南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山东有的地方买官卖官问题比较严重，带病提拔、跑官要官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干部为了升迁热衷于找关系、拉票现象很严重。
同时，中央巡视组又将广东“茂名窝案”重新巡视调查，在沉寂两年后，对系列官员进行了处理，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的159人中，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目的是以“茂名窝案”树立惩治买官要官的“样板”。
（6）16名省部级高官被查
打“老虎”拍“苍蝇”是中央巡视组的主要职责之一。三轮中央巡视组进驻了21个省区市，包括湖北、贵州、内蒙古、重庆、江西、云南、山西、安徽、广东、湖南、海南11个省区市。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后，有16名省部级高官被调查，山西多达3人，包括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此外，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被曝主要与在山西的任职经历有关。
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均有两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原副省长姚木根）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虽也是两人，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曝被查因多是主政江西时的一些行为；江西还有一位中纪委未通报调查但中组部宣布免职的官员：原省委常委赵智勇。
重庆（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栖伟）、海南（原副省长谭力）、内蒙古（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广东（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贵州（原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安徽（原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均为1人，但云南也有一位中纪委未通报调查但中组部宣布免职的官员：省委原常委张田欣。
上述省部级高官被调查前后，山西、江西、广州等多地发生官场“地震”。
如山西，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当晚，中纪委通报，山西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安俊生等3名当地官员涉嫌违纪被调查。三天后，金道铭被调查。8月，被查官员又有副省长任润厚、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统战部长白云。9月自此至令政策、杜善学被免，山西被调查的官员已达30多人，其中厅局级达18人。
安徽多名官员被查。自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进驻安徽，安徽多名官员被调查，包括安徽省滁州市原市委书记江山、安徽铜陵市原政协副主席吕爱民、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权俊良、安徽省旅游局原局长胡学凡等。其中，江山、吕爱民与韩先聪发生官场交集。
这次中央的问题账单中指出，安徽少数领导干部在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工程建设领域和选人用人方面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易发多发。这次安徽官场的重型“地震”即是重要例证之一。
第13节。
五、创新反腐制度
1。建立互联网反腐平台
运用高科技手段，构建互联网反腐平台，13亿人民成监督主体，这是我党反腐制度上的一项重大创新，透视出互联网时代的反腐新思维、新手段。
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王岐山到网站调研，要求“了解、收集社情民意，畅通监督渠道，重要舆论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紧跟着最高法、最高检公布利用信息网络举报诽谤等案件，一大批造谣传谣的“大V”落入法网。这表明，在反腐的制度设计上，利用互联网的最大变量，借助互联网回应社会的关切，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建立了反腐制度的创新高度。
在中国历史上，尧设谏言之鼓，舜立诽谤之木，为百姓参与监督提供平台。今天的互联网反腐是运用高科技手段，第一时间内发布案件信息，让鼠标直通中央，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央反腐领域思路的广阔。d米d花d书d库d ；http：//www。7mihua。com
对网络反腐，社会反映极佳，评价很高。群众认为开通网站接受网上举报，政府与社会互动，是真正迈出了反腐倡廉的坚实步子；在纪检最敏感的领域，公开透明聆听民意，用制度提升全民反腐实践，这无疑是敲响了一场反腐人民战争的雷鼓。
2。建立12380举报平台
12380举报平台是中组部开创的举报平台，是接收线索举报，联系群众的窗口，要在阳光下选人、用人。并且专门作出了“全国组织系统12380举报电话受理工作的暂行规定”，规范了举报工作的程序和方法。2013年编印的《12380举报工作操作手册》对举报受理、办理、督办、办结、统计分析、工作职责、纪律要求逐一进行说明和规定，总结出举报案件的具体方式，受到了国内外热烈欢迎。
这一制度平台的建立，本着努力取信于民的工作宗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提高监督效能，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预防和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到2014年3月的统计数字，反腐平台的总访问量近3亿次，日访问量超过120万次，其中最高一天超过600万次，已经曝光的典型问题案件700多起，发布了200多起案件查处消息，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余人，地厅级干部100多人。根据6月份的中纪委网站统计情况通报，从2012年12月至2014年4月，490天内有285名官员被调查通报，平均每周4名。过去一个月公布案件多达67起，涉案官员70多人。最有影响的是一周内打下“三只虎”，即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以及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及官员、级别、人数可谓惊心动魄，表明反腐的速度、手段，都迈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台阶。
3。重磅打击行贿罪
最高检在2014年5月通报，今后反贪重点将查办行贿犯罪，无疑这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上的又一创新成果。据统计，2014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000余件，涉及万余人，其中大案6000多件，占总立案的80％以上，涉及要案人数600多人，包括厅局级57人。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四川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贵州省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从重大案件的承办实体分析，一大批腐败分子犯法本源之一，就是企业和个人的行贿犯罪。
随着反腐进程的深入，行贿犯罪成为反腐的重头戏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行贿与受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都重受贿而轻行贿，这无意中助长了行贿案件的滋生蔓延。如广州市监察机关2014年一季度查办行贿犯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0％，立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的总数。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这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关键。
4。审计制度的强大反腐动能
2014年6月，国家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通过审计共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贪污腐败违法案件314起，涉及1100多名官员，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行政管理权和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单位。314起案件中，呈群体性的腐败案件特征凸显，35％的案件是串案和窝案，其中31起案件的主犯亲属参与，作案手段隐蔽。在权钱交易等多发案件中，甚至利用公益事业树立道德形象谋求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