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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觉，你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会自觉向善，所以用不着政府来管闲事。如果把这个预设改变了，把人都看成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没有道德目标，那么亚当·斯密说不定就会要求政府以道德的目标干预经济过程了。
其实，在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从卡耐基到巴菲特和盖茨，都殊途同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他们所能认识的市场经济法则上看，他们当然认为他们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道德原则上看，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有独享这些财富的权利。在他们那里，资本有强烈的道德使命。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市场经济的乌托邦主义者们则认为，他们能够构造一个完美的市场原则，而且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主要原则或者唯一的原则，一切都要照这个运行。当市场派走到这一步时，他们对市场的信仰，就变成了对社会工程的信仰。看看二十世纪血淋淋的历史就知道，当有些狂人觉得自己能够为社会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体制，并成功地强制社会牺牲一切来服从这个体制时，人类的大悲剧就会开始。
我们需要市场，需要深化市场的改革。但是，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在美国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全球通缉的张五常，躲在国内不敢外出，却不时小露峥嵘，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一面旗帜。如今他又跳出来，高呼所谓中国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接着他就具体举出了例证，证明失业下岗的大多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主流经济学家如今已经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张五常的朋友在东莞开公司，希望给工人600元的工资。工人一半跑了。张五常义愤了：放着600元不要，还有脸喊穷！他的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哥们儿拉夫呢。
张五常口口声声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一直讲到*。归根到底一句话：“你想要社会有进步，一定要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那么，我们就从这句话所揭示的理论讲起，帮助张五常理解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工人不愿意领他开的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所谓“鼓励每个人发挥个人所长”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段精彩的归纳：当一个人能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社会回报率”时，经济运行才最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个人就不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了，个人的闲暇时间也就升值了。
把话说得再白一些，当一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他能立即从这种贡献中按正当比例分得“红利”，那么在利益的激发下，许多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造福于社会。如果取消这种红利，或者只奖赏很小的红利，和其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成比例，人们就宁愿闲着不干事。
这一理论，其实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拥抱。他们认为企业家创业不容易，必须从他们的贡献中分得红利，否则就无法鼓励最优秀的人来当企业家。对此，我完全拥护。但是，下面就是我和这些主流们的分歧。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小民百姓多属于一个月领600块的跟从者。所谓“个人回报率”接近“社会回报率”的理论，只对企业家适用，对小民百姓则不适用。我则认为，同一理论，对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工厂里的工人不跑？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这种活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是接近的。在中国，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美元提高到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其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起飞就知道：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不是企业家的创意。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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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最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广东东莞走穴赚钱，引起一阵媒体风暴。有说他二十分钟讲演进账五十万美元者，有说他三小时活动收入二十四万英镑者。
国外的政治家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商业性演讲、挣点外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伦多演讲，收费三十五万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尔伯特演讲，再收三十万，两天挣了七十多万美元，一度成为新闻。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一场演讲收费十万美元。不过，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价码实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顿同为前国家元首，而英国的ＧＤＰ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克林顿是地道的世界领袖，布莱尔则不过是个国家领袖，怎么讲演费比克林顿高出二十万美元？第二，克林顿讲演收费，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三十多万固然不是个小数，但大致不超过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当时平均年薪，在三万美元以上。布莱尔的五十万美元，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如果东莞人平均年薪有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万左右，布莱尔的讲演费虽然骇人听闻，但总还说得过去。但是，东莞人究竟挣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张中国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许多经济学家则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