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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
姐姐有钱寄回补贴家用，是因为她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我姐夫赵纯——一位成功的旅日企业家。她当时寄回来的钱，对于我们家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
在大人的眼里，我和弟弟处在这样的家境中，一定是很“苦”、很“可怜”的，可是奇怪的是，我与弟弟处在这样的境况中，却都没有什么“委屈”感；相反，我们觉得生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们不需要为每日的柴米油盐发愁。即使在过年时得到的封包比别人家的孩子少，我们也不在乎，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寒碜”。其实一般的孩子，是不怎么计较（或不怎么懂得计较）家庭环境的好坏的；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钱是“多”是“少”，家庭生活是“好”是“坏”，都只是一种“常态”，习惯了就好了。对此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概念，口袋里有几块钱，就愿已足矣。苦与不苦，并不在外在生活，而在于内心感受。
现在我觉得，由富变穷，对于我来说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它使我经历了完整的生活状态。
▲由富变穷，对于我来说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它使我经历了完整的生活状态。
仓促南徙
一群又一群的人，或者背驼肩扛着各式各样的行李，或者手中牵着高矮不一的孩童，或者搀扶着老态龙钟的长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急急忙忙地与人擦肩而过，然后冲到拥挤不堪的码头边，争先恐后地踏上轮船的舷梯。随着轮船汽笛的一声巨响，黑沉沉的船体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的人与码头上的人于是哭成一片，纷纷挥泪招手……这是我们在战争电影中常常看到的海边镜头。我们从天津逃往香港的场面，想来也应当是这样的。不过当时才三四岁的我，对我们一家离开天津的具体情景已印象不深。留在朦胧的记忆中的，只有码头上的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但母亲和我那一群已懂事的哥哥姐姐们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景。站在舷梯上，看着码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并最终消失在视野中的那些前来送行的亲友，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心情的复杂与惆怅，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方面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眼见就要遭受战火蹂躏的天津；另一方面又对这片自己栖息了这么多年的故土依依不舍，心想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们一方面很想快点到达香港，以便和离别了好几个月的父亲团聚；另一方面心里又忐忑不安，担心到香港之后找不到父亲而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然而，无论心情如何，我们一家终归还是走了，而且一去不返……
与我们一家同时从天津逃往香港的，还有我的奶妈和三叔承勲一家。那时三叔在天津也从事保险工作，是我父亲的副手。他们家离开天津的原因与我们家无异，也是想到香港投奔我父亲。
不知道是由于违反航行禁令还是怀疑船上有什么可疑物品，轮船刚驶出海河不远，驻守在岸边碉堡上的国民党士兵便向轮船猛烈开枪，子弹打在船身上，“叭，叭，叭”地直冒火花。结果钢板上被射出好多好多的洞眼，密密麻麻的像是黄蜂窝。看到国民党士兵开火，船员与乘客们一个个都被吓得面如土灰，纷纷趴在甲板上躲避这血光之灾。我们一家则全藏在与发动机房同层的船舱里，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竟然压住了子弹声。尽管有子弹不断打过来，轮船还是不予理会，继续前行，最终驶出了海河，进入了渤海湾。
因为这是战争爆发后驶离天津的最后一班船，所以船票很贵。我们一家及其同行者，每人花了八百美元，才获得了上船的机会。当时的金价每盎司才三十美元，可见费用之高。不过由于付出了很多的钱，我们可以待在船员区，吃他们煮的任何东西——大部分是米饭、青菜和鱼干。我的哥哥、姐姐们清楚地记得船员们在海上捉到了鱿鱼，然后让我们用木炭烤熟了当午餐。
从天津到香港，海上航线并不算很长，在平常情况下，五天至七天便可以到达。但后来家人告诉我，这次航行对于所有的乘客而言，都是一次长期的艰苦跋涉。由于战乱，加上轮船的设备陈旧，轮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如果说，出发时遇到的那场兵燹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场虚惊的话，后来遇到的问题，便是实质性的了。首先是轮船开出后不久，就遇到了飓风。飓风所掀起的滔天大浪，使轮船摇晃得极其厉害，船上的人，包括船员在内，有许多人都因为晕船而吐了，有的甚至吐得很厉害，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根据二哥书中的记述，我们一家中对海浪反应最大的是年纪还很小的我。由于不适应船体的颠簸，我不停地挣扎、哭闹，搞得一家人都不得安宁。为了躲避这场飓风，轮船只好在韩国的釜山港停靠，直到飓风肆虐结束，才继续南行。由于在海上航行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期，船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食品消耗完了。船长由于害怕兵匪的劫掠，始终未让轮船靠岸。嗷嗷待哺的乘客们在自带的食品吃光之后，无计可施，只好高价向船员购买。到后来连船员都没有可卖的东西了，乘客们只好拿出带来的金银细软，与船方交换从前晒干在船上以用做饲料的剩饭剩菜。好在当这场食物危机到了行将无法排解的时候，轮船已驶入南海，香港已经在望。
但这次航行也不是完全乏善可陈。就是在这艘南行的轮船上，我二哥有一天傍晚在甲板上观赏海景，遇到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西装和披风，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绅士。看到他态度和蔼可亲，二哥便和他攀谈了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位先生，就是大名赫赫的文豪梁实秋！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数年之后，这位大文豪还成为了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老师！这真称得上是奇缘了。
1949年元旦后的第二天，轮船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抵达了维多利亚港。疲惫不堪的我们一家，和船上的众乘客一道，带着满脸的惊奇与慌张，忐忑不安地踏上了香港这块既陌生又神奇的土地。
“小荷才露尖尖角”：找到了父亲（1）
上岸之后，因为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们和三叔一家只好暂在九龙宾馆栖身。我说的是推倒重建之前的旧九龙宾馆，里面有长长的走道和台阶，显得非常富丽堂皇。在我们到达香港的时候，广东还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当时我们相信一旦找到父亲，便会有固定的住处，因此我们家在这家宾馆一住就是六个多月，一直没有寻找固定住处。但是一家人长住在九龙宾馆中，花费也很大。我们家虽称殷实，但在宾馆这样长期呆下去，哪怕是有金山、银山，最后也会花光。没有办法，我母亲只好出去寻找固定的住地，最后与同来的亲属一起，在庙街租下了两套空置的公寓。与现在外观破旧的庙街不同，当时的庙街可是个富人居住的地方，那一带的建筑都是新的，当时像电影明星李丽华这样的名人，都居住在这条街上。
我们一家是在平津战役已经开打的背景下来港的，走得十分仓促，包括马场道的花园别墅在内的许多物业都未来得及处理，因此在住进庙街之后大约半年，母亲见局势已相对平静，便又派年纪最大的二哥回内地去照看天津的物业，这样二哥便成为我们家在天津的留守人员。当时的香港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边境是开放的，民众可自由出入。二哥回到天津后，统治天津的共产党政权尚未来得及没收富人的财产，于是二哥便住到了我们家在马场道的那栋花园别墅。他一边照看家中的产业，一边在原先就读的那所中学继续其学业。二哥这次回来，一个人在天津呆了一年多。那时他十六七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位高傲的公主。有一天晚上，他约她出来散步。这位女同学虽然接受了他的邀约，对他的态度却相当矜持。自尊心很强的二哥把这当做是那位女同学“不喜欢”他的表示，在首次尝到“爱情”的挫败之后，他心灰意冷，第二天便买了南下的火车票，经罗湖到了九龙，时为1951年10月14日。第二天，解放军部队突然封关，切断了内地与香港的通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对他“冷漠”的女同学“救”了他一命。要是他晚一天离开，便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而像他这么一个身为“买办”后代、性格又硬梆梆的人，留在内地其后半生会是什么样子，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过了五十年之后，二哥在同学聚会中获悉了这位女同学的联系方式，她“*”后随子女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