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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着等死！于是，有了那晚的密谋。1978年9月15日晚，安徽无为县肥西山南区黄花大队的20余名党员，秘密聚集在一起，召开了那次“离经叛道”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多收点粮食度过饥荒；解决之道则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殊不知，这一“借”一“包”，就创造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
“不能坐着等死，要度过饥荒！”
这振聋发聩的呐喊，朴实，坚定，摧枯拉朽。只是，此时发出这样呐喊的不是农民，而是国企，来自我们国体政体赖以立身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国家统计局关于国企“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微利）的残酷现实，击碎了改良主义经济学家们一切美好的梦呓。人们越来越明白，要救国企于危难，必须脱胎换骨，彻底变法，从根本的产权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职工身份上解决问题。修修补补的改良是行不通的，比如纠缠了十多年的减税让利、扩大自主权、政企分开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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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人为的禁忌一旦被打破，回归规律，就成了一种难以违逆的大势。再高的围墙，也禁锢不住放飞的思想，再深的四合院，也阻挡不了越洋而来的春风。改革注定了成为整个僵化体制的洪水猛兽和掘墓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从农业渗透到工业和整个城市经济体系。犹如春暖花开，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可不可能，可不可行的问题。
此时，理论的先行似乎显得更为迫切。就像农村的春播秋收冬藏，需要24节气指引。儿时就经常听父亲念寒露胡豆霜降麦，说的是播种。
虽然，离改革开放中第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1977年开始的那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过去整整10年。但是，坚冰还没有完全打破，航线也还没有完全打通；许多市场经济中的常识，还被不少人视为改革中不敢逾越的雷区；每一次的突破，都总是磕磕碰碰，而非一帆风顺。比如计划、所有制，比如股份、资本，比如企业中的党组织，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体制的主人，等等。毕竟，几十年了，整整两代人啊，我们天天被灌输的，就是那些主义、经典、原则，那些与老祖宗的本意相差甚远的东西。当一种常识被妖魔化后，可能白开水也会变味。
但是，既然春天来了，禾苗还不发芽吗？
童年在乡下，我曾亲眼目睹一株幼小的巴地草，撑开一冬冻土。当时，我震惊了，真的不可理解。那么孱弱，那么稚嫩，甚至不堪指尖，怎能与强大的冻土层抗衡？现在想通了，那是大道之理。
此刻，正是大道显灵，在中国这片千年冻土上发威的时候。
也许是宿命，也许是必然，革命总是与新生结缘。几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资本主义十恶不赦教育，正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首先发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公开倡扬在中国发展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接着，国家体改委于1984年4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指出，股份制应当成为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小型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并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分红；同年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在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全国闻名红旗单位——北京天桥百货破茧而出，轰动冰封的中国企业界。国企变法的大潮，以从未有过的破竹之势，席卷中国。这一切，显然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和实践基础。这就不难理解，这次全会为何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对此前的股份制探索与试验给予充分肯定。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早早起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没有农村改革那么单纯、顺利，不是三五年可以解决的，前进的旅途是如此艰难曲折。改革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决策层到操作者，似乎都犹抱琵琶，谨遵“摸着石头过河”的神训。没有谁敢像农村改革那样，一下把田地包到一家一户。
第6节，
先是给企业减税让利。国家希望勒紧自己本就干瘪羞涩的裤腰带，给企业还魂。可是，直至让到国库也“多乎哉，不多也”，仍是难挽大势。不得不另谋他计。又想到简政放权。想法不谓不对，经济学家们的逻辑，可推演出许多精彩之理：企业根本出路在于培养内在活力，增强造血功能，给企业扩权松绑，不就得了。可是一触及才发现，企业的绑，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松了手还有足，松了身还有心，松了心，还有外部生长环境——旧有体制机制和规则潜规则惯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还想到企业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全员劳动合同制。就这样修修补补，试验来试验去，甚至病急乱投医。也许是确实没有经验，也许是基于一种感情，就像一辆老爷车，虽然破旧，但毕竟跟随多年，且是最重要的家当，不忍心舍弃，总希望奇迹出现，在修修补补的改良中，又继续前行。┳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当然，最艰难，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机制和人。这三个沉重的问题，远不是伏尔加河畔行走的三套车。即便春天已至，冰消雪融，也不是哪位赶车的老人眉头一皱，轻轻收缰挥鞭，就能够如意驱使。
何况，冰雪仍覆盖着国企这片尘封的土地。
坚冰从长江源头打开缺口
最早发难的，是四川宜宾县。
也是“被逼出来的”，就像当初的安徽无为。这个四川老县，蛰伏于川南山区。金沙江、岷江一路从容，在这里举行了一个神圣的交接仪式，把自己的曲折、苦难与企盼，一并托付给了长江。可是，滚滚长江东流水，从这里出发，却带不走这里根深蒂固的贫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宜宾县95万人，85％以上还靠传统农耕维生；国土面积是香港的3倍，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及香港的百分之一。被视为财政依靠和未来希望的工业，情况更糟。全县35户预算内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满目苍凉，惨不忍睹，一片狼藉：企业资金产值率，由1985年的775％降低至1990年的477％；县财政连续4年入不敷出，赤字增加10倍；全县经济陷入极度困境。县领导经过深入调研发现：亏损是表象，根源在体制。一个奇怪的现象，为这种体制的弊端作了生动的注解：全县国企年年亏，可承包人却年年拿承包奖，职工仍天天照常上班领工资。国家投资600万元办的县水泥厂，在承包人拿了多年利润奖后，一审计，却爆出了2000多万元亏空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橘生淮北。
可是，谁敢去触动这个雷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无产者、按劳分配，这些滚瓜烂熟的概念，几十年来，在多少人灵魂里，扎下了难以拔动的根；而这种根，又与一个更大的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姓社还是姓资。不要笑，一部文学经典中的人物早已说过，你笑什么，你笑的就是你自己。不信，你打开房门，走出去，无论阳光下还是春天里，都可以把目光拉近。不需要追溯20年、30年前，或更长时间，不需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