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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上)-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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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多伦多人口占加拿大人口13%,经济占14。4%。发展中国家好像也是如此,如墨西哥城的人口占全国19%,但经济占20%。世行行长佐立克还提供过一个更为夸张的例子:35。7%的埃及人口聚集在只占全国土地面积0。5%的首都开罗,但产出的GDP却超出了全国的一半!

    最后的这个例证,就写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前言里。那份报告的主题,正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分布的地理不平衡:人口、生产和财富向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地带聚集和集中。读者可不要被“重塑”这类词汇迷住了,似乎人们动不动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新世界来。正好相反,差不多一代人以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

    这正是“城市化”本来的含义。讲过了,城市总以人口密度来定义。至于人们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也一样—向城市聚集,上文提供了理解的线索,这就是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这么想吧:开始兴许是安全或其他随机的原因促成了人口聚集,但人们只要发现人口聚集有利于经济增长,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增加收入,聚集与再聚集的增长引擎就发动了。
经济密度甚于人口密度(2)
    如果经济聚集度高于人口聚集度,那么除非有越不过去的屏障,就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仍以大东京为例,听当地行家介绍,早在30年前,不少人就抱怨这个天下第一大都会的人口太多、空间太密、承载力不堪负荷。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也在很长时间里围绕“东京疏散”、“更平衡增长”的思路推进。可是,几十年时间过去,实际趋势还是聚集度在增加,因为东京的致命吸引力还是挥之不去,“向东京聚集”的进程还是势不可当。

    道理简单:即便加上疏散和平衡政策的作用,东京的经济密度依然高于其人口密度,人均产出还是高出全国平均水准近70%。这是说,移入东京的,收入水平就提升。人往高处走,那还能挡啊?当然,大东京的高密度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是利害相权,孰轻孰重,“春江水暖鸭先知”,当事人总是算得明白的。东京的聚集之势依然,恰恰显示了芸芸众生的算计结果,并一目了然地写在日本的大地上。

    顶牛多少年,据说最后还是东京的市政当局及其规划专家认了。干吗非要把人推向低处去呢?如果经济规律使然,人类喜聚集,创造更好的聚集环境不就顺了吗?2010年10月我们在东京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趟空中观光。直升机从市中心的高楼顶上升空,环顾一看,好几座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居然是工地,多部工程机械忙得正欢。请教后才知道,这是东京的城市改造—“空中城市花园”,要进一步增加大都会的密度,不惜到高空来实现霍华德当年的城市理想。

    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可是人口聚多了,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不见得。2004年首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但经济(GDP)仅占20。7%。此前多年的报道说,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负增长。

    这并没有否定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我倒是倾向于推断,如果出现了类似首尔这样的情况,即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持平,甚至略有不逮,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聚集就达到了一个“边”,再也难以继续。还是“人往高处走”的准则在起作用,既然此处经济聚集的趋势不再,收入“不留爷”,那人们就寻找其他收入更高的“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呢?那城市化就到顶了,因为事情已经“均衡”。

    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怕是老天爷也打不得包票,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永不衰竭。我们只能说,迄今为止,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当一些城市停滞、衰亡时,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一个时期—有时候真的很长—城市化止步不前,另一个时期,城市化又欲罢不能。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唯有一个关键点,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如果环境的、技术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反之,经济地理就将重新“变平”,不管你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以上所述,基于直观的常理,不证就可以自明。这也是本书认定的城市化的普适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千差万别的是,满足推进城市化的条件,特别是本文强调的“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确各个不同。以中国为例,从古到今,“城市”不过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的结晶,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特色在于,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
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1)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算高。以最新公布的统计为例,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了50%,怎么衡量,也就是接近全球平均水准。考虑到我国的统计口径是“城镇人口”(而不是“城市人口”),再加上我们的城镇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尚在农村的“农民工”,说中国已达到的城市化程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应该是成立的。

    也许没什么好奇怪的。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固然雄踞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就低了去了,也就排到全球第九十名之后的位置吧。人均收入不高,城市化率也不高,不是蛮合乎逻辑的吗?看那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均收入一般都很高,似乎也说明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城市化率的因果关系。。tenluo

    要当心了,因为其中的逻辑可能被弄反了。为什么不是因为城市化率低,所以人均收入水平才低呢?如果像我们观察到的,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较高,那么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人口居于城市,其人均收入水平必定更高,难道不是照样顺理成章的吗?

    是的,在上一篇城乡中国的评论里,我提出了一个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构造”—人口聚集带动更高程度的经济聚集,反过来又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按此理解,“人口聚集带动更高的经济聚集”,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力;“经济聚集刺激更高的人口聚集”,则是城市化的第二推力。两股推力交互作用,结果就是城市化率走高了再走高。

    在上述构造中,已经包含了人均收入的因素。讲过的,何谓“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那无非就是人均收入因人口聚集而得到提高。一个农村小伙子,不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待着,千里迢迢进城打工,还不是因为城里的收入比较高。他进城挣到了较高的收入,再呼朋唤友,把家乡的亲戚、同学、邻居、朋友,一个又一个地带进城里,大家一起谋取较高的收入,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城市化?

    要注意,是乡下青年人首先移入人口密度较高的空间—城市是也—才得到较高收入的。这样看,城市化才是因,人均收入则是果。譬如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可以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尚低的结果。

    如果把动力机制撇开,我们更可以把城市化率与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看成是一回事。反正在统计上,城市化率高的人均收入不会低,反之亦然。既然几乎就是一回事,城市化率不过是人均收入状况在人口空间布局上的一种表达,那就不容许我们随便找出一个变量—譬如人均收入—就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因果关联。
探查方法的一个交代(2)
    关键在于,相关程度极高的两个现象,并不见得有什么因果关联。举一个例,“一唱雄鸡天下白”,是不少人读过的名句。我有时拿这句诗问同学:鸡叫是不是天亮的原因呢?从统计上查—至少在传统乡村的环境里—鸡叫与天亮当然高度相关,且总是鸡叫在先,天亮在后。但是,非要说是鸡把天叫亮的,那就不免过于武断。就算不识天体运行,民间智慧也教我们知道:“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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