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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音乐方面能打出国门的，是为数不多的媒体思维，如钢琴演奏者傅聪、朗朗、李云迪，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等，他们从小在竞底的氛围下刻苦演练，靠着少有的天分和难得的正确练习方法，终于出人头地。
以科学技术为例，不同的思维深度也体现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工艺、产品等各方面，中国人的研究深度极少到达基础科学层面，而较多地集中在产品、工艺上。但即使在这种浅层次上，中国人仍然比不上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因此，其产品的可靠性总是存在较多的问题，只好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
为什么竞底达不到较高的思想深度呢？
1。因为竞底者利用的是竞优者剩下的机会，对速度要求很高，因此竞底社会天然地表现得相当浮躁。竞底追求的是快速的显效。打价格战，显然比埋头改进技术、提高可靠性要快得多，搞应用技术当然比基础研究更容易见成效，搞音乐演奏也要比搞真正有水平的创作，更容易看到成果。
2。竞底永远拣容易的路走。心理学有一个“最小省力原则”，竞底就是采用这个原则，指导自己的思想。
对这种思想，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在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
竞底的本质就是“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如果他们“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马上会绕着走。这一点很有代表性的是华为，任正非在做超前技术研究吃了点苦头后，立刻下令华为今后不能搞超前研究，只能跟着市场的脚步亦步亦趋，争取尽早比别人更聪明地发现“最薄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打粮食”。
孔丘说“劳心者治人”，这句竞底意味很浓的话在当代也是正确的，能够面对最困难、最深层的思维问题，而不退却、避让，积极加以解决，这种人就是最高的“劳心者”。
因此，中国人如果不积极进行基础研究，不解决深层的战略问题，一句话，不改变竞底，那么思维不可能达到较深的层次，在人类社会中，也难以改变“治于人”的角色。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对思维深度的一个定性衡量，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从来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也公平、公正、公开地印证了这个民族缺少深层次的思维。
同样，中国企业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级品牌，也是由于竞底使中国人的思维深度太肤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四、竞优的难处（2）
爱迪生有句话，仿佛是专门送给竞底的中国人的：“人总是逃避艰苦的思索，不下决心艰苦思索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中国人很少从思考中获得乐趣，因为在竞底之下，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因而他们转向肢体的勤劳。
中国的南方人相对勤劳，他们对西北的贫穷和懒散，有一个评论是西北人“能熬苦，不能吃苦”，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忍耐贫困、艰难的生活状态，但却不能咬着牙拼命努力去改善这种生活状态。
其实相对那些竞优的民族，竞底的中国人何尝不是“能熬苦不能吃苦”？当他们遇到较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迎头去解决它，而是用较浅层次、直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如一个不肯学乘法口诀的小学生，在遇到15个20相加时，他不会用15乘20，而是愚蠢地将15个20逐次相加。这样他虽然回避了乘法这个较深层的问题，但却被无穷无尽的加法累得筋疲力尽。
中国人忙吗？华为研发人员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他们欧美同行的两倍，当然很忙；中国人穷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直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当然很穷。中国人为何又忙又穷？
中国人的“穷忙”、“勤劳而不富裕”、“能熬苦却不能吃苦”的根本原因，就是竞底。
案例：竞优的难度——铱星悲歌
原创性的发明，能增加人对自然资源的运用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因此是竞优的一种主要途径。但原创发明的投入很大，难度很高，同时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任正非说，华为在创办18年以来，从未有过一项原创性的发明。铱星的事例，就充分说明了原创性发明的这一特点。
铱星的故事，一开始就充满竞优色彩。摩托罗拉的一位工程师准备去加勒比海度假，但他太太担心那么偏远的地方通信有问题，因此浪漫之旅没有成行。富于想象力的工程师由此产生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台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通话的手机，那该有多好？这个伟大的想法得到了摩托罗拉的赞赏，最终促成了铱星网络的诞生。
1991年，铱星公司组建，计划用77颗低轨卫星（后减至66颗）组成移动通信网，以元素周期表排第77位的金属铱来命名这一计划。
这项史无前例的高科技，赢得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赏，甚至精明的比尔？盖茨也产生了投资铱星的念头，铱星公司的股价飙升，接着美国、俄罗斯、中国的火箭分别承担了铱星的发射任务。
依托于强大的美国高科技和资本实力，铱星的竞优按计划全面完成。1998年5月，布星全部完成；11月，铱星的全球通信业务正式开通。
中国两院的数百名院士，一致把铱星手机评选为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
但是且慢，中国人有一句流行语，通常用于掩饰领导拍脑袋鲁莽决策的失误：“计划赶不上变化”。但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铱星项目上。
铱星决定上马的1991年，移动通信还不普及，手机卖到天价的三万元；而到了1998年，G*系统发展极为迅速，绝大多数有购买力的人口稠密地区，都开通了地面G*系统，与之相比，基于卫星的铱星G*系统，就显得成本过高，通信费昂贵，通信容量不足，手机丑陋笨重。
眨眼之间，铱星还是那个铱星，却从高科技宠儿变成了市场弃儿。人们不再谈论铱星的辉煌和成功，而忙于发表高见，总结铱星的失败和教训。
2002年，铱星公司破产倒闭。
第一章五、竞底的长处（1）
从铱星的案例和大量的竞优成败事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与竞优相比，竞底有如下优点：
A。风险的可控性。
中国人长期处于平稳的农业文明中，本性不喜冒险，他们常常像驼鸟一样，不愿相信“不冒险是最大的冒险”，宁愿像温水中的青蛙，慢慢地饱受煎熬。
李志强用较次的原器件，替换较好的；要求打工妹们长时间加班；巧立名目克扣她们的工资……他为此承担的风险，比为市场开发一款新的电话机要好控制得多：如果加班时间过长，克扣工资过多，打工妹们会威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那么按照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李志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从底线适当往回撤退，从而平复打工妹们的不满情绪，但如果一款新产品不受市场欢迎，那他根本找不到有效的对象进行协商。
中国的原创新产品为何如此之少，这是一个重大因素。大多数生产商只愿意跟在已被市场证明成功的新产品后面模仿，以力避风险。
所以有些志得意满的中国企业家，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实际上，这种“创新”不过是对原创产品的一种低质、低价竞底而已。
B。表面上投入的资本最节省。
克扣工资和延长加班时间只不过是李志强的两项政策，其本身并不消耗资源，因此往往成为老板遇到困难时，第一个跃入脑海的最自然、最经济的竞争手段。
案例：用肉体取代机器：深圳比亚迪如何利用竞底起飞
深圳比亚迪是一家成长十分迅猛的年轻企业，已渐渐成为深圳另一家电子业巨头“代工之王”富士通的对手，2008年受到“股神”巴菲特的青睐和入股。
比亚迪的起步，始于日本宣布本土不再生产镍镉电池。因此，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竞底空间。他在成立比亚迪时，缺少资金，没有厂房，没有设备，但王传福很善于竞底：日本人生产电池，全部用自动化设备，这些设备效率很高，但很昂贵；王传福通过重新分解电池生产的工序，尽量用打工妹的血肉之躯代替昂贵的自动化设备。由于中国的打工妹们成本极其低廉，因此，比亚迪用落后方式生产出来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