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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86节：终场与开幕（1）
终场与开幕
4月17日，缔结了媾和条约。
清政府最抵制的是割让辽东半岛。清王朝兴起于中国东北，进入北京之前，曾以沈阳（奉天）为都。迁都北京后，这里仍称做盛京或留都。昔日的宫殿保存下来，叫奉天故宫。郊外有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照陵，两帝乃清朝的创业之主。
当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辽东时，北京宫廷大惊失色，曾飞檄命令死守这块“皇祖寝陵之地”。
日本要求割让的北限，是辽河一线，紧贴着奉天之南。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都城是辽阳。根据日本的方案，辽阳在割让之内。
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旅顺就变成直布罗陀，使日本能控制渤海，随时可以进攻北京。清廷认可的是割让鸭绿江西岸以凤凰城为中心的与朝鲜接壤的领土，但日本岂能满足于这么小的地块。
关于割让，日本准备了ABC三案，提给李鸿章的是B案。A案比B案更往西扩展了许多。这个B案，把辽阳、鞍山划在内，地盘也不小。李鸿章拼命抵制，日方终于让步。其实，日本的让步不过是“预定的让步”而已，早就准备好了C案。
根据C案，辽阳和鞍山仍归清廷所有。即便如此，比后来日本从俄国手里接过来的租借地“关东州”也大七倍多。
至于赔偿战费，这场战争既不是中方主动攻击日本，又不曾踏进日本尺寸之地，实在是毫无道理。何况要三亿两，五年付清，真是苛刻已极。
“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李鸿章反复念叨，他最了解清政府财政的拮据。
最后日方让步，减为两亿两，七年付清。
日本明白，若要求过苛，清政府实在无法接受，日本就只有谈崩，再挑起直隶之战。那时，列强势必干涉，不要说割让土地，连分文战费赔偿也得不到。
中方只认可割让与朝鲜接壤的四县和澎湖列岛（不包括台湾岛），赔偿战费一亿两。这是李鸿章4月9日提出的修正案。日方提出让步方案是4月10日。
日方明知直隶作战要冒很大风险，但到了此时也只好让征清大总督府的增援部队出发了，并且有意让李鸿章目睹这批运输船。增援部队于4月13日开出宇品港。
提出让步方案的次日，4月11日，伊藤博文写信给住在引接寺的李鸿章，限期“四日内答复”。
两国代表的心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
李鸿章接到伊藤的最后通牒式信件，同时又收到天津的电报。是德璀琳发来的。
德璀琳是天津税务司，与李鸿章很亲近。不久前，他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日本，伊藤以不是正式代表为由拒绝接见。同日本媾和事宜，他很早就参与了。
电报说：“前任德国驻中国公使来电称，列强对中国割让领土问题颇有议论。皆认为日本要求不当，中国不必急于议和。”
伊藤首相4月12日也接到日本驻俄国公使的冲击性电报：“俄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讨论了阻止日军进攻北京的问题，结论是，以俄法联合舰队达成其目的。”
果然招致了俄国的干涉，法国和德国也将同步而来，伊藤和陆奥心急如焚，认为不赶快签约，恐怕要生变。
确认增援部队已出发的李鸿章，比别人更着急。日本是怕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能到手，而清廷则是怕失掉更多的东西。
日军进逼北京，倘若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还没有被镇压，清王朝就可能崩溃。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李鸿章等人联手平定了，不过，借日军进逼北京之机，第二、第三个太平天国的出现势在必然。
李鸿章在引接寺偶然想起去年读过的文章。他站在政界的最高峰，时常有人向他“上书”，大都是忧虑国家前途，议论救国方法。运气好的话，献策被采纳，献策者就可能当上官。这类上书，李鸿章很少看，只是心血来潮时才读一读，但也读不上一半便顺手抛掉了。去年他读过一篇文章，好像是个广东青年写的，名字叫什么……
李鸿章没能想起孙文这个名字。
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确实是忧国之士，似乎对外国的事情很熟悉，常以外国作对比，提出要下决心采用外国文明等。不过，他所热爱的国家似乎不是这个清王朝，字里行间充满着不惜以改变政体来振兴国家的想法。
当然，李鸿章没作答也没接见，但确实是一篇使他难以忘怀的文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没把他找来见见，李鸿章不禁有些后悔了。持这种想法的青年似乎在渐渐增多，当权者不采纳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就可能纠合抱有同一志向的人，聚众结党。到那时，就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日军进攻北京，正好给他们以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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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终场与开幕（2）
4月13日，李鸿章又向总理衙门请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签字盖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压力：如果和谈趋于破裂，停战协议就自动失效，战局重开。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没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截止。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的道员盛宣怀发了一封电报。往常李鸿章从下关往本国发电报都是给总理衙门，这次致电海关道员，是答复三天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示继续联系。至于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得力部下。当李鸿章在天津时，盛宣怀几乎就是北洋派支撑门户的元老。电文是：“伊藤两次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云无可商改。现约明日会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尔，以后看各国办法。朝鲜准自主，商令两国勿干预内治，伊不允，非据而何？”
他似乎把愤怒都倾泻在电报中了。
北京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记中，14日这天写道：“不欲记，不忍记也。”当然是指下关来电的绝望情况。
4月15日的会谈预定在下午四点开始，14日夜里和15日午后，北京以皇帝名义先后两次向下关发来准予签约的电报，大概是怕误事，发生不虞，所以才反复发电报——
“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李鸿章于三月十九日（阳历4月13日）发了三封电报。据说，中方代表团在下关期间花了一万五千元的电报费。
“若不如此，北京恐将不保。”这句话把宫廷的强硬派也都吓得不做声了。究竟谁来保卫北京呢？只凭悲愤慷慨是不能阻止敌兵入侵的，强硬派的本质早已从吴大澂的败战中暴露无遗。
李鸿章在赴日和谈之前，曾拜会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提出：“如谈判破裂，请立刻将主上迁至西安，一定把主战派留在北京，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子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惋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们顿时都如释重负，若不因为是处理战败媾和，必须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