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迳缍雍凸┏”纠淳筒换队肚嗄辏龅角嗄晟昵氚炖聿 ⒗耸中邢禄常值盟乘浦邸Ｓ行┡┏「刹咳衔孪缜嗄昀投患芭┟瘢磕昊挂角茁贩眩蒙喜缓纤恪＞蛞恍┫孪缜嗄辏找恍┍镜嘏┟瘢桥た髟鲇挠行Т胧曰湃沃喟觳 ⒗恕４送猓恍┑胤讲徽缡⑿校呗腹校健八痛罄癜齑笫拢托±癜煨∈拢凰屠癫话焓隆保拔薏�###”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迹象之二，兴起退职、退学风。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为数可观的知青陆续上调到当地的工矿企业、商业财贸、政府机关，捧起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未能回到父母身边，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是与众多依旧“头枕黄土背朝天”，为着每天几角钱的收入，在田间胼手胝足、流汗受累的“插友”们比，何尝不感到庆幸？不过，人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总是随着世事流迁而移动的，当大返城悄然兴起时，一些在职、在学的青年眼瞅着昔日的同伴蜂拥回城市，心理上的失衡也在加剧。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有关部门提出退职、退学、恢复知青身份的申请。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重操锄把当农民，而是为获取返城资格预作铺垫。
1978年下半年，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知青办相继反映，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最近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这股风一经露头，来势甚猛，迅速波及各地。它不仅影响到各地职工队伍、学生队伍的稳定，还加重了大城市的就业包袱。于是，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三令五申禁止，并宣布：对于已经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已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围，不应采取退职的办法再通过知青部门搞病、困退。对于已经复职的，有关部门要允许他们复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1979年4月30日。。
迹象之三，已婚知青请愿不断。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4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月2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这次请愿在插队知青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2月10日又酿成更大规模的###活动《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301、305页。。“###”期间，辽宁是极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201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煽惑下，10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已婚知青屡屡闹事，只是诸多麻烦的一个片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前奏（4）
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地方对跨省插队的已婚青年未及时作出安排，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上海市几百名已婚知青###请愿，其中102人在知青办门前绝食4天，并组成“请愿团”，到北京上访。在下乡知青中，已婚知青的重新安置问题尤为棘手，因此，这部分人的请愿活动发起早，结束迟，与“返城风”相伴始终。
迹象之四，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城镇。
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除了证明广大知识青年人心涣散，已不事生产外，还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乏人多地少的去处，在这些地方，陡然增加了社队负担，减少了农民收入；在举办知青场队出地方，挤占农民土地也是常事，于是引起农民的不满。“###”中，因有“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语录高悬在上，不满情绪只能尽量压抑，至多通过一些隐讳方式宣泄出来。如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克扣知青安置费、压低知青工分和口粮标准、对知青工作放任自流等等现象背后，往往有这类情绪在起作用。
在清算极左路线过程中，农民头上没有了“紧箍咒”，不满情绪便无拘无束地喷发出来。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有的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于是当知青争先恐后涌回城市时，在农村又普遍出现了用各种手段“撵”、“挤”知青的现象。
1978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下乡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回城，此举使30多万名插队知青（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1／3）倒流城市，并有继续发展势头。10月27日，辽宁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立即劝阻下乡知青“放假”回城》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大批青年回城，既影响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影响今年城镇青年下乡工作，也增加了家长负担，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劝阻，并把已回城的青年动员回农村《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农民“挤”、“撵”知青，固然有他们的道理，知青本来无心留在农村，乐得找到一条返城有理的充分口实。在一些国营农场，也出现同样苗头。由于农场老职工的子女已长大###，面临就业问题，一些原由知青负责的技术性工作、教学工作，便成为他们觊觎、挤占的对象。
1979年春节过后，农业生产进入大忙季节，但多数下乡知青却继续逗留城镇，如陕西省占到2／3以上，山西省归队的多些，仍有近一半的人待在城里。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绝大部分在沪滞留不归。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知青点空无一人。国务院知青办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9年3月19日。
农村中排挤知识青年的现象在进一步蔓延，有的地方开始明目张胆地驱赶知青回城。陕西省一些社队动员知青回城自找门路，向生产队交钱领取口粮，直到招走为止。广东省从化县吕中大队31名知青被赶回广州，靠做临时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山西省太原市郊西温庄大队曾由各生产队划出400亩地办了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至此以“行使生产队自主权”为由，不仅收回土地，赶走青年，连知青队盖的房屋也要据为己有，甚至还让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