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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榜样的力量（2）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17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上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
1952年10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
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
榜样的力量（3）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2000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对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10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像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上立功”。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12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是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这里仅指截至1995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
吕根泽。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1949年的统计，延边的749个自然村，平均每村有15名中学生；137000余户农户，平均每12户就有中学生1人，延边共80万人口，中学生占14％。50年代以后，延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年已有小学411所，小学生115900余人；中学37所，中学生24700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7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情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2％。据1957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的程度《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7日。。“###”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吕根泽，该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而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