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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十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声号角（5）
（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右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六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唯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紧跟红司令毛主席奋勇向前——记优秀的红卫兵女战士何方方》，《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第一声号角（6）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指到国营农场）。这在全国的确先声夺人。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四）“尽染东方一片红”
1968年3月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红卫兵报》刊载了赴滇知青“赤忠”的一首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