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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抗大造反兵团”,要回沪造市委和农垦局的反;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1961年至1963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2年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长还举行了全市性的###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
返城风潮(6)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
(三)参与地方“###”
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词,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八师在“###”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一、二、三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二师、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月17日至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4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歹徒,中央###小组认为是一起###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12项决定。结果是有1000多人被株连,6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八师216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165人,占总数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参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等。。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仅广州就有3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