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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3）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姗玲。
鱼姗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年6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4）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鱼姗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年第11期。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姗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姗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共产党》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被团中央树立为全国的知识青年典型。
鱼姗玲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爆发，她又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她所在的农场，一度只剩她一个女知青，但她咬牙坚持下来，“###”结束后中央于1979年召开最后一次知青座谈会时，她还是33名代表之一鱼姗玲所在的连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最偏远的农垦十四团场九连，到1979年为止，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16年。她“###”时被打成“黑典型”，遭到批判，排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当时垦区内武斗严重，生产停顿，生活困难，知青们纷纷返回上海，伙房也关闭了，她顿顿吃包谷馍馍就凉水，却不肯回上海。棉花该收了，她动员职工去收。1979年有记者去时，她已重新担任九连的副指导员，虽有孩子拖累，身体非常瘦弱，却主动要求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但她所在的单位却仍不同意将她登报，说她“###”时犯过错误，影响不好。那年2月，她所在团场的知青曾###要求返城，有人劝她当上访团团长，被她“严辞拒绝”了。参见：《她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疆青年》，1979年第4期；《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入党、当模范的事例，确实打动过相当多单纯的、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心，但这毕竟只是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人。
且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仅就这个前提下引申出的这一言论来看，就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尽管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极力否认，但它确实是建立在十分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之上的。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身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选择人生道路时，决定的力量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绝不可能是早已陈旧不堪的“父死子继”。其次，尽一切可能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中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是一个政权具有自信心、具有生气的标志，何况是对甘愿追随自己的朝气勃勃的广大青年，更没有要排斥、冷落的道理。再者，人为地将社会分成等级，在历史已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时期，其反动、落后和不合潮流，已不必详说了。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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