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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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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1）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一）侯隽
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
侯隽，1962年于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一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青，绝大多数是因各种原因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基本上被集体安排在城市近郊的国营农场，下乡插队的试点，在外省刚刚开始，在北京还未提上日程，她是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了。
虽然与她同时代的青年，都具有热情浪漫、满怀革命激情的特点，但就在这代人中，她也要算是最热情浪漫的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条件优越的高中毕业生，她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却将这一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城市无法安排的人的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身体力行之了。作家黄宗英将采写她的报告文学冠以《特别的姑娘》之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她的这段历史，曾被以她署名的文章和各种宣传媒介，在十余年间反复地讲述、渲染，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但今天读来，却仍然饶有兴味。
她下乡后的遭遇，是几乎每个下乡知青都曾经历过的，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那个同伴在窦家桥的“家”，其实是一间在土改时分得的空屋，没有人住，也没有一件农具，做饭还得现搭锅台。女伴很快就离她而去。艰苦，尤其是难耐的孤独，使她也动过离开的念头。她曾想到国营农场去，那也是支援农业，不算当“逃兵”。但她下乡的这个县实在是个“宝地”，全国著名的邢燕子和最早的“铁姑娘”张秀敏都出在这里，也因此而不断吸引着记者、作家的目光。就在她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也兼作家的黄宗英来到这里。她本是来采访邢燕子和“铁姑娘”的，听人说到侯隽，就到她的小屋与她同住了几日。回京后，她将此事讲给了周恩来，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此时正值1963年夏，周恩来刚好在筹划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而且拟将安置方向从国营农场改到农村插队落户之时，他立即看到了树立侯隽这一典型的意义。1963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的姑娘”》为题刊发了报道，仅仅几天以后的7月19日，共青团天津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的活动。7月23日，黄宗英与另一作者合写的《特别的姑娘》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紧接着，全国各大报也都纷纷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说：
（在侯隽下乡的）短短一年里，回答了为许多初高中学生思想上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国营农场的人数，比起人民公社生产队来总是少数，因此，要靠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或是组织起来从事边沿地带的垦殖生产。侯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艰苦，也更好地锻炼了人。《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青春无悔（2）
这便是宣传侯隽的特别意义所在。
侯隽毕竟是北京的高中生，其文化素质与邢燕子、张秀敏等高小毕业的农村青年不可同日而语，她也因此受到当时到天津考察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特别的关怀。周扬于1964年3月间几次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宝坻、遵化等县农村，邀请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四十多人进行座谈，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上山下乡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号召青年们“做农民的新一代，也做知识分子的新一代”。这个号召，无疑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周扬同志就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作重要讲话》，《天津日报》，1964年3月15日。。
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
“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年5月14日。
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年7月9日。
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年6月23日。
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其实谁都心中无数。
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终始，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二）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