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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子弟命中注定的归宿。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6页。。
“###”十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一千四百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具体到每个省、自治区，乃至地、县，无不如此。197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载：“###”中河南先后有36万城镇知识青年、500万回乡知识青年奔赴农村。7月19日载：1968年以来，宁夏已有50多万回乡知青，14万多城镇知青下乡。不久，又宣布说，江苏省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有5万多人，回乡知识青年达24万多人《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5日。。
60年代末，旨在夸大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壮大声势，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响应号召，宣传媒介在公布知识青年下乡数字时，有时将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以后，又试图通过对邢燕子、程有志、徐敏光、韩志刚、吕玉兰、赵云英、芦忠阳、张大暖、王美季等一批回乡知青的表彰，为上山下乡运动增添光彩。然而，当国家召开有关知青工作的专门会议，制定具体政策时，却是以城镇下乡知青为对象的。实际上回乡知青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回乡知青的疾苦也不属各级知青办关心的范围。特别是1973年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后，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身份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开了。
“###”期间，回乡知青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牢牢束缚在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当然也没有机会倾诉他们的不满。
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等措施。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江苏、广东省知青办的复函》，1978年5月15日。。1979年3月，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各地把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清退回农村后，生产和工作确实需要的，经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审批，可以补充城镇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青年。所谓“计划外用工”，主要是指工矿企业从农村中招收的合同工、临时工。当时仅河北一省就有这类用工60万人《河北省劳动就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纪要》。。就全国而言，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此后，各地展开严厉清退农民工的活动。此举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当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就业的“瓶颈”被行政命令再次卡紧时，一些回乡知青的不满情绪加剧了。
几段插曲（5）
1979年8月，贵州兴义地区安龙县十多名回乡青年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公开信说：解放前，我们农村贫下中农在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没有上学读书和当工人、当干部的机会。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这一代青年都上了学，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但是近几年来，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都分别对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钻洞”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
公开信呼吁回乡知青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按照毛主席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要一样对待的政策办”。公开信贴出后，轰动了县城和各区、社，许多回乡青年表示支持。大部分区社干部也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子女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回乡青年。县委则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公开信的一些措辞有失偏激，但是点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不断有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到不满的问题。主要有：
“为什么不重视回乡知识青年？”一些回乡青年尖锐质问：去年（指1978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城市知青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什么对几千万回乡知青却只字不提？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何竟有不同的对待？有的青年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多，有一定文化，是农村从事生产、科学实验、教育、卫生工作的生力军；许多回乡青年在农村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为改变本地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但报刊、电台报道下乡知青消息多，报道回乡知青的成绩和活动少，使他们感到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被漠视。
“政策上为什么区别对待？”70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青年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1979年贵州省安龙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里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了28名国家干部，大部分是多次升学、招工被淘汰，文化基础差，表现又不太好的青年；而多年担任半脱产干部的回乡青年中，却没有一人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这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回乡青年的怨言。有的人认为上级机关“只怕下乡知青闹回城，不怕回乡知青闹事”；有的人说：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对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有的青年则自怨自艾，“投错了胎”，“命中注定招工、招干没有份，学了文化照样玩泥巴”。
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城镇户）均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即的。
两种户籍，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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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风采（1）
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当时，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气势正盛。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宣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不动摇”，便成为会议的基调。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会议开幕后，又补入河南省的薛喜梅。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