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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５月期间经常下雪。”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大声嚷道，“怎么干起铲雪的营生来了？”
“老爸，”他回答说，“他们总不能把雪也转移到印度去吧。”
足足有一分钟我才回过神来。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儿子竟然担心自己的前程会受到来自印度或别的地方的威胁。当初，正是我建议他进入电脑科学的，深信这个领域会让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当我问他是不是工作遇到了困难时，他踌躇了一下说道：“业务外包”的确是一种新的经营思路。
他说：“您永远不会相信，某些不懂科技但又极力想在高管面前露一手的MBA的高才生，说不定哪一天会决定将整个运营部门转移到印度或其他国家去。”
我儿子继续解释说，所有大型顾问和服务公司，如毕博管理咨询公司（Bearing Point）、国承商用机器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勤咨询与顾问公司（Deloitte）等每天不断向公司高管们游说，告诉他们如果将业务外包到印度去将会节省多少成本。
在询问了铲雪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同意投资少量美元以后，我决定在未来四周内计划访问的亚洲国家名单中加上印度（20年前我曾去过那里）。
在我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几乎全是中国，人们谈话的口气有点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的。若干年以前，当中国人从日本人手中接过钢铁、机械和电子元件的生产时，日本人便担心有朝一日被“掏空”的危险，如今他们在谈起中国时认为这是一种机遇。他们谈到中国时甚至认为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谈到日本时他们认为日本应当把中国摆在美国的前面。他们对日本的公司和国家的战略很自豪，因为他们保持了强大的制造基地，可以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进行大量投资，而不像美国，它没有什么可出售的。然而在几杯美酒下肚之后，他们便在平静的对话中口吐真言：日本公司和政府领导人都想知道，在未来日本如何才能与中国竞争。
在北京和上海，我再一次为中国持续现代化的速度所震撼，过去20年当中我每次访问中国都有这种感觉。离开中国6个月后，再返回来时就认不出原来的地方了。我从机场搭乘上海最新的磁悬浮列车，12分钟便到了市区。在车上，我不禁在想，如果美国能出现类似的事情该有多好啊。在以后的几天当中，当我穿梭访问上海的工厂、政府办公室、 顾问公司和智库时，头脑中的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低价商品制造的首选地，然而我在访问中的所见所闻表明，中国正在迅速成为高技术生产，甚至研究开发的世界首选地。
我在北京拜访摩托罗拉公司的几位老朋友时，更加深了这一印象。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上升时，摩托罗拉率先主张在美国继续高技术的生产，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计划来加强美国的高技术竞争力。现在，摩托罗拉的人却告诉我，该公司已经将它的制造和研究开发业的大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我飞到新加坡，在那里他们安排我将会见该国的开国元勋和政府资政李光耀。我认识李先生，是他预见到中国将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基地，于是呼吁这个富裕的高成本城市国家采取以新的高技术和服务业为导向的战略。当时他是如何预见到未来的呢？答案是：关心形势。中国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还要快，而印度主导服务业市场，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来到印度，在访问过德里、海得拉巴、钦奈和班加罗尔以后，我得承认我看见的是一场革命——这个国家正在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更激动人心的、更具挑战力的未来，这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在客服中心培训学校的“口音矫正”班里，我听到说英语的印度年轻人正在学习美国堪萨斯州人或加拿大渥太华人的口音。因此，如果你是美国戴尔公司或联合航空公司或者别的美国公司的客户，打电话到客服中心寻求帮助或预订机票时，你会以为你在跟附近某个镇子或另一个美国城市的人通话，你绝对想不到电话的另一端是印度。在海得拉巴，我会见了印度萨蒂扬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创始人拉玛林阿，从1972年起他便开始向美国客户发售程序编辑器，当时只签订了少数几个软件编写合同。如今，应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全面接管了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后勤办公室业务，由于是在市郊的萨蒂扬园区进行这些业务，他将客户的成本减少了70％。在班加罗尔，我亲眼看到1800名拥有电器工程专业和电脑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印度人，正在设计英特尔的新型芯片。英特尔也因此节省了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英特尔无法在美国找到这么多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干这件事。在钦奈，我访问一个全新的生物技术工业园区，其领导者是克里希纳。此人拥有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的顶尖生物技术部门工作过若干年，后来回到祖国印度工作。这里的生活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20％。在结束旅行之前，我已经能理解我儿子想投资铲雪公司的心情。我同样明白了，为何一提到业务外包，数百万原来很自信的高中级专业人员就不寒而栗，他们也开始体会到那些蓝领工人们进失业救济所的心情。
总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2）
回国途中经过法兰克福和巴黎，在飞离德里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读了《明镜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了应对全球竞争，欧洲人是否应当将每周工作35小时改为每周工作40小时。在思考了我过去三星期所看到的一切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微不足道。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当是“欧洲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我接着想起来了，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其实是欧洲制造的，芬兰对中国有贸易顺差，还有，我的手机在欧洲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通话，而不像在美国只能在一定的地区通话。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时，我买了一大沓报纸杂志，打算在飞往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途中阅读。伦敦《卫报》的头版新闻报道说，深受赤字之苦的英国国民保健局为了省钱打算将血样用航空快递的方式送往印度化验，化验结果将用电子邮件传回。
一回到华盛顿，就遇上报税的时间快到了。于是我立即安排与在当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里工作的我的会计师会面，我们谈到我的开支、税款和扣除额等问题，谈话中我提到我刚从印度回来。
“印度！”他惊奇地叫道：“我们公司刚刚谈妥一笔交易，准备把公司的全部数据处理业务转移到印度的班加罗尔去。你的所得税实际上将在那里计算。”他解释说，这一做法将为公司节省下80％的处理成本费（说到这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委托费没有因此而减少，不过这是另一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已经回来了，并询问了外孙们的情况。我女儿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岛上，她的两个孩子都上家庭学校。当谈到我去了新加坡时，我顺便问道孩子们学习新加坡数学课本的效果如何，因为我知道他们用的新加坡课本。
“噢，”她说：“非常好。”事实上，他们现在又有了新的学习方法。当网上有他们的课时，孩子们就与新加坡网连线，带上耳机在电脑上与老师讲话，他们说这有些像“星球大战”里的情节，他们喜欢这种学习方法，而且学得很好。
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想。20世纪70年代，我在斯科特造纸公司工作时，全球化意味着在布鲁塞尔设立一家分公司，而现在它则意味着你坐在自家的会客厅里就可以上外国的课程。
几星期之后，我回加利福尼亚州参加英特尔公司的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委员会主席安迪？格罗夫，他对美国在过去２０年里研究和开发经费持续下滑，以及攻读理工科学位的美国人越来越少十分担心。格罗夫同时还指出，关键科学的基础设施建设费常常被忽视，国家许多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的设施也都相当陈旧了。他说：“美国正处在跟随欧洲走上没落之路的危险之中。最糟糕的是，没有人了解这一点，就像当年泰坦尼克号以全速冲向冰山时，船上的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还在得意洋洋地言欢一样。”
我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儿子和格罗夫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同一种现象，而我也从不久前的周游世界中亲眼目睹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