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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革命后不久，我访问了该国。显然，我见到的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们现在需要扞卫的社会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参加革命出于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国家独立，战友之情或是换一种名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位军官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为每个星期五他向穷人提供免费餐。我与尼迈里的会晤不带个人色彩，只涉及公务。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只见他从吉普车上一跃而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讲演期间，尼迈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的呼喊声打断，中间夹杂着事先安排好的捧场喝彩。随后他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开走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和内政部兼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哈马达拉更熟。苏丹的警察和谍报人员大多是英国或埃及人统治期间训练出来的，一副英国人的派头。进出房间时，他们会在拳头和肘弯处夹一根短棒，转身时迈正步走。
我第一次见哈马达拉是在他家的花园。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肤泛着光亮，显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抚摸着牧羊犬，一手招呼我进来。我与他促膝交谈。哈马达拉冷静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坚强、不偏不倚的安全部队的重重困难。除我俩外，桌子旁还坐着一个身材略矮，身穿卡其布军服的男人。见面时哈马达拉只是简短地介绍了他一下。他的名宇听上去像阿拉伯人。以后东德开始与南也门打交道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尔，是南也门安全部门的首脑，以后任外交部长。后来因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在狱中被毒死。
哈马达拉是少数几位与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的非洲政治家之一。他去东柏林看过我几次，对自己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苏丹革命前他从未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但对非洲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令人惊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担心尼迈里会解散革命委员会，投靠西方。“在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他阴郁地说。
哈马达拉的预测很快成真。1970年，尼迈里掉转航向，将哈马达拉和其他左派人士逐出革命委员会。第二年，左派人士发动政变未遂后，尼迈里将政府内所有社会主义者悉数逐出。当时哈马达拉正在伦敦。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决定飞回祖国，重整旗鼓与尼迈里斗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飞机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迫降在利比亚。卡扎菲马上将哈马达拉和一名随从引渡给苏丹。哈马达拉被判处死刑。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临刑前，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与卫兵平静地交谈。一小时后即被处决。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又一位朋友在正义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哈马达拉的牺牲使苏丹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一。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人。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我们无法继续作为谍报顾问在苏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们撤回东德，再也没有返回苏丹。
撤出苏丹前不久，我还和本世纪最臭名昭着的雇佣军头子之一的斯坦纳打了一次交道（和我们贿赂过的西德联邦议员斯坦纳不是一个人）。斯坦纳1933年出生于慕尼黑，是个地道的雇佣军头子。他干这一行始于法国外籍军团。在越南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他所在的特种部队曾与胡志明的部队交过手。1954年法国战败后，他又跑到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施展他打仗的才能。1962年，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赢得了独立。斯坦纳首次独自涉足雇佣战争是在尼日利亚。1967年，由于不同石油利益集团的冲突，尼日利亚爆发内战。该国盛产石油的地区打出比夫拉的旗号，宣布实行自治。斯坦纳训练了比夫拉的突击队员，从此与欧洲、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谍报机构搭上了线。在斯坦纳的协助下，比夫拉成了非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西德和其他国家的军火商向这一地区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武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眼镜蛇式和罗兰式导弹。斯坦纳本人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部队，打着画有骷髅和交叉股骨的旗子。
比夫拉的冒险尝试失败后，斯坦纳又投入苏丹南部叛军的怀抱。这一举动引起英国谍报机构的注意。英国前驻苏丹武官、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的老板巴纳德和他的一位同事杜瓦尔向斯坦纳提供了地图和无线电电台等设备。杜瓦尔名义上为西德人道主义组织工作，实则是英国谍报机构在当地的官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斯坦纳靠这条线与中央情报局勾搭在一起。中央情报局想借他之手推翻尼迈里政权。斯坦纳通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向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内的一名叫普雷斯顿的先生提出所需的武器清单。斯坦纳自称是向南部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非洲协会代表，在这一幌子的掩护下装备训练了一支杀人不眨眼的游击队，在苏丹南部滥杀平民百姓，并对苏丹军队和警察发动袭击。斯坦纳将司令部设在朱巴附近偏僻的塔芬格，还修了一条跑道。朱巴是苏丹南部的重镇，又是来自乌干达的人员和军火的集散地。当时乌干达政府得到了以色列军事顾问的帮助。一次当地人为我们表演节目，跳起了自己部落的舞蹈。咚咚的鼓点和舞蹈者的旋转令人昏昏欲睡。突然，一个赤裸的身上涂抹了灰炭的老人冲我们跑了过来，一手持短矛，一手挥舞一条鱼。我前面的几位保镖一跃而起，一个用身体挡住我，另外两个制服了那个人。事后得知，我躲过了一次反叛分子谋划的暗杀。康拉德在他所着的小说《黑暗的中心》里描写了非洲世界的扑朔迷离和刺激。这一次总算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回。
我们在喀土穆与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帮助他们擒拿斯坦纳。我方谍报人员首先摸清了某一天内他的确切行踪。此外，乌干达迫于非统组织的压力不再支持斯坦纳。借助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终于擒住了斯坦纳。
斯坦纳被捕后，等待他的命运是处决。应苏丹政府的请求，我们答应参与对他的审讯。我的主要任务是让苏丹人懂得，审讯犯人（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其他人）的目的是从他口中得到仍在进行的或正在策划中的叛乱活动的情报，不是通过恫吓或拷打进行报复。可我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桑给巴尔也好，其他与我们多年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好，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无一例外地滥用了我们传授给他们的技能。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做法强调孤立敌人，对之晓以利害，而不是严刑拷打或恐吓。可是真正做起来时，这些国家的审讯人员很少有不出格的。
传授审讯方面的技巧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派往桑给巴尔的东德专家中没有一名审讯方面的专家。我们试图让桑给巴尔人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证据支持的口供没有法律价值。靠严刑逼供得到的口供没有丝毫价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保卫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懂得这个道理。。东德的审讯人员均受过专门的法律方面的培训。主管审讯的第9处直属国家安全部部长。我不清楚他们法律培训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其中包括取证手段要合法的原则。当然，审讯技巧也是培训的部分内容。他们让一个犯人开口讲话的方法恐怕与西方同行的做法没什么不同。拷打和逼供受到禁止。如果有逼供的现象，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依赖非法手段逼供的事西方肯定也干过。一次，苏丹革命委员会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巴卡里跑到桑给巴尔骄傲地告诉我说，总统的一名敌人向他招了供。他命令此人给自己掘一个墓穴，然后让卫兵冲天放上几排枪。结果他乖乖地就范。埃塞俄比亚的做法最为残酷。犯人常常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肆意处死。这方面的消息令我们触目惊心。和西方国家一样，我们也不无悲哀地认识到，在非洲当权者的眼里，警察和谍报机构不过是他们在部落、种族和个人恩怨冲突中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了解情况的手段。
在如何对待斯坦纳一事上我向苏丹人耐心解释，像斯坦纳这样死硬的人，只有他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