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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是个楚人。
关于楚人的问题，小说正文里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
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在长江沿岸进行大面积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语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说正文里提到的那样，甚至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楚语属于古泰语系。作为广义楚人一支的吴、越等国，到项羽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处于长江下游这片吴越文化圈里的人们，也许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带到了韩国或日本的北九州，这也是可以想到的。总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点，笔者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楚人的民俗和气质，与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种类似血缘的关系。
据信中国古代文明是由谋生手段各异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这种想象正确，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楚就是最后一种异质文化了。
《项羽与刘邦》后记（3）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以后，文字和写作都使用中原地区产生的表达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给融合了进去。然而，与中原地区相比，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样，农民的文化和气质也相去甚远。这些楚人在项羽的率领下，犹如洪水猛兽般地直朝黄河流域的中原杀将过来，这段历史恐怕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吧！从这一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这一巨大漩涡里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还可以说，项羽的所作所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灭亡——其具体表现就是楚军士兵全都归顺了刘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个起点。
项羽死于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称为弥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传入日本，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当然，这跟项羽及其手下那些长江沿岸种稻人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历史年表记在脑子里，还是不无益处的。
日本人从中国引进汉字和汉文典籍，还是那以后很久的事情。
自引进以后，日本社会就把自己的历史以记录的形式编写下去，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
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到江户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赖山阳（公元784～1192年）撰写《日本外史》之前，还没有本国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已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1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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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后记（4）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