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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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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节：末日的疯狂（26）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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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三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一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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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节：末日的疯狂（27）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