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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桌面。 这回，我看周总理对哪顶帽子都不满意，心里有些惶惶然。总理对我的建议好似很赞同，他重又拿起呢帽，走到镜子前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我这才放心，便拿了其余两顶，准备放回衣箱里。就在我这一走神的空档里，本不情愿戴帽子的周恩来总理迅速地从头上抓下帽子扔在沙发上，很快地走向机门。我发现后返身跟过去一把没有抓住，他就下了飞机，我又不能追下飞机去，只好冲着周恩来总理喊： “总理，您戴帽子！” “不要紧。” 事实证明，西伯利亚的寒风对周恩来总理也无可奈何。 在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无论是“寒流”还是“龙卷风”，在气度非凡的周恩来总理面前，都只能偃旗息鼓。周恩来用他的大智大勇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征服了全世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9·13”事件之后（1）
空军有那么一群为祖国航空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和全部热情的老同志。现离职休养的原空军副参谋长杨扶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从1946年进入东北老航校算起，到1986年因病退出工作岗位，由一个朝气勃勃的热血青年，到一个霜染两鬓的迟暮老人，整整走过了40年。40年的岁月既漫长又短暂。4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他从普通飞行员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人生的旅程，历任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空军副参谋长。飞行五千多小时。他幸运地多次执行和组织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外国首脑的专机任务，成为亲眼目睹历史伟人们忘我工作的见证人。 幸福村干休所位于北京城北的闹市区，我们毫不费力地在一栋高层楼房中找到了杨扶真的家。开门的是杨扶真胖胖的妻子，当年她是空军司令部气象中心的预报员，年轻时曾因爬上空军大院主楼高高的楼顶，凭栏眺望市景，被刘亚楼司令员发现后狠训过一次，她叫吴钟炎。 吴钟炎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边叫着杨扶真的名字边奔向在阳台上浇花的杨扶真。不一会儿，身穿对襟藏蓝毛衣、蓝色的长军裤、手里还提着把喷壶的杨扶真缓缓进了客厅，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已被脑血栓折磨得步履不稳，行动艰难，满脸病容。 当我们相对坐定，谈论起他的那些值得骄傲的往事，他一扫龙钟病态，苍白的脸上泛着红晕，神采飞扬，笑声朗朗。在整整一天的交谈中，他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当年风采依稀可见。 我们被杨扶真那孩童般天真纯美的爽朗笑声深深感染着，感动着。不知不觉之中，我们跟随着他仍旧充满人生自信的畅快笑声，跟随着他无不自豪的娓娓话语，游弋在他珍贵的感情世界和令人向往的无悔岁月中…… “9·13”事件之后 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去。只见总理总是笔直板正的身体左右不住地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 1974年12月22日深夜，我办公室正面墙上挂钟的时针和分针亲密无间地重叠在一起，标志着旧的一天的完结和新的一天的开始。每当此时此刻，我总会习惯性地瞧一眼案头那部红色电话机。这部电话机是与中央办公厅直接联系的专用保密机，俗称“红机子”。通过它，直接接受中央办公室调派专机任务的指示、命令。 按照正常程序，中央需要调用飞机时，应先通知空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司令部作战部给我们下达调派飞机的命令。但自从发生林彪死党欺骗党中央、私自为林家父子外逃调动飞机，造成震惊中外的“9·13”事件以后，中央办公厅的电话线便拉到了执行专机任务的飞机师师长的办公桌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空军司令部对于中央调用飞机的情况，只能通过下面师的反馈汇报来了解和掌握。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特殊状况，虽在“9·13”以前也曾有过，但那只是为了提高保密程度，缩小知情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极个别的办法，是一种偶尔发生的现象。 我案头这部电话机的铃声，有它独自的特殊规律，它往往只在午夜以后才发出清脆的声音。因此，我在担任师长期间，从未能在12点以前躺下休息。因为疲劳，经常一躺下便睡死过去，有时，急骤的铃声都难以把我从睡梦中拉回到现实里。为了不耽误事，我干脆12点以后才躺下，这样，有时一天我只能休息五个多小时。 当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抬头再望一眼挂钟，一长一短两根指针已“分裂”成90度角。便动手整理桌上随意摆放的报纸、文具等物件。 “叮铃铃……”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 “我是师长杨扶真！” “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中午1点钟，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三叉戟去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我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治疗的消息，后又从报纸公开的报道中得到了证实，而且并没有得到总理病愈出院的新情况。当听到叶帅说总理要去外地时，抑制不住高兴和欣喜，以为总理必定已经恢复了健康，又可以统理国家大事了（其实，总理住院期间并没有中断工作）。 周恩来总理住院期间，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把国家搞得乱糟糟的。尤其是江青，称王称霸，肆无忌惮地到处插手。有一次叶帅去广州，我实在憋不住了，把这话向叶帅说了，并且汇报了江青企图扰乱我们师的阴谋。她多次提出要到师里作报告，我说师里没有暖气，江青怕挨冻，才没有去。叶帅听了，只是笑而不表态。粉碎“四人帮”后，杨成武见到我就说：“你这个人胆子还满大，竟敢评论江青。”我知道他所指的是我曾对叶帅说过的那些话，便很自信地说，“因为我非常相信叶副主席呀！” 我们时刻期望着总理尽快恢复健康。待叶帅一停止讲话，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 电话的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我疑惑叶帅没有听到我的话就已经挂了电话，但又不甘心，对着话筒试探着“喂喂”地叫了几声。 “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
“9·13”事件之后（2）
周恩来总理冒着严寒飞往长沙。他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医生们在他临出发的前几天里，又发现总理大便里有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可四届人大召开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只剩下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主席汇报，必须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深受人民爱戴、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周恩来总理。 “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总理只好抱病去长沙。” 叶帅沉默片刻之后，又补充了上面的两句话。 1974年12月23日，天，出奇的寒冷，我们机组人员早早地到了机场，把飞机该检查的部位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该做的准备工作，也认认真真地做完了，然后静静地而又急切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 还是和以往一样，周恩来总理非常准时地到了机场。然而，与以前不相同的地方也非常显著地表现了出来。这些不同之处正是大家为之焦虑之处。 首先，在周总理乘坐的小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小轿车。那是因为总理病情比较严重，且又发现尚不知为何病的新的病灶，便产生了一个由心血管专家、泌尿科专家、另加总理的保健医疗专家和一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随行医疗小组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以便能及时进行抢救工作。 周恩来总理有病，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估计到总理的病会如此严重，重到起居行走都有困难。车门开处，我们没有见到总理利索地一头钻了出来，竟是由一名卫士探进了半个身子，把总理从汽车里搀扶了出来。 众所周知，周恩来总理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麻烦的帽子。这一回，我们看见总理一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老习惯，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戴有毡呢帽，而且还捂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但是，尽管总理穿着很多，却遮掩不住他瘦削的身躯。 从汽车上下来后，由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去。只见总理总是笔直板正的身体左右不住地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