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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骄”字,有“个人第一主义”,谁也说不得,碰不得。
一个是“怕”字,怕工作搞不好,怕关系搞不好。
“因此,帮助新干部成长,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关键问题是帮助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6位老同志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老同志们边到工厂蹲点调查,边研究国际问题。
成立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定期开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聂荣臻出席了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
国际形势座谈会不定期召开,但一般是每周一次,从3月1日至10月17日,共开了二十多次。
绝大部分会议聂荣臻都出席了。
出席国际形势座谈会,对4位老帅来说是一大安慰。
他们可以聚到一起,畅谈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3月1日下午,4位老帅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开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显得都很兴奋。
他们从战略的高度,纵论天下大事。
3月2日,发生了苏联边防军出动七十多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珍宝岛的事件。
在遭到我边防军严惩后,苏军从3月4日到17日,又多次入侵我珍宝岛。
从3月5日起,4位老帅多次座谈珍宝岛事件问题。
根据大家座谈的意见,由叶剑英执笔,写成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上报毛泽东。
7月11日,4位老帅共同署名,又写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
报告就中国、美国、苏联三国之间的关系,战略意图,力量对比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大战一时不会轻易发生。
因此报告建议,尽快同美国恢复谈判,争取打通中美关系,以勾画国际战略新的格局。
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他们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聂荣臻在国际形势座谈会的几次发言中,陈述了如下的主要观点:一、对珍宝岛事件,他说,苏联对中国制造一点紧张是可能的,但大打不大可能。
它搞一个捷克,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要进攻中国,得要多少兵力?珍宝岛事件,外电都说是它发动的,它心虚得很。
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3)
二、对中国、苏联、美国的三角关系问题,他说,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组织以外,还有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等组织,但基本是美、苏两家。
从越南战争的情况看,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说明各条约组织内部都在起变化。
美、苏的主要争夺重点仍然是欧洲,他们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无论从投资情况和战略地位上看,都是这样。
他们目前真正想捞一把的地方是中东,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成为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
对中国,他们都在搞声东击西战略。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了钉子,越南战争又被拖得精疲力尽。
再要想进攻中国,它是要认真考虑的,我看可能性不大。
美国在远东搞了许多桥头堡,但它主要还是要巩固西欧。
苏联搞珍宝岛事件,也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巩固东欧。
苏军武器装备好,但士气不行,过去靠喊斯大林万岁,就冲,现在它靠什么来鼓动部队。
目前,美、苏都叫得很厉害。
都摆出把火往中国引的架势,实际上目标是搞好欧洲。
因此,现在马上爆发针对中国的大战,条件不成熟,要大打,他们困难都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则他们发起疯来不好办;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们的现象所迷惑,乱了我们的阵脚;再一方面就是要争取同盟军,哪怕是间接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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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奉命离开北京去外地。
奉命离京的人员名单,去外地的时间、地点,是17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体育表演晚会后,在会场休息室里宣布的。
当天,聂荣臻因为去化工三厂回来得比较晚,又觉得很累,没有出席这次晚会。
第二天,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20日前离开北京。
后来,聂荣臻一打听,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去广州。
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
但他又困惑地对秘书说:7月份4位老帅刚写了报告,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对这个意见是肯定的,怎么突然要紧急战备疏散?20日,苏联代表要来北京谈判中苏边界问题,难以想象苏方会借此机会搞突然袭击。
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做行动准备吧。
18日,聂荣臻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
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尽管聂荣臻不相信会发生针对中国的大战,但他还是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褡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
因为张瑞华、聂力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丁衡高分配到某地山沟里工作,他只带上孙女和3名工作人员,于10月22日到了河北省南部城市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导汇报战备情况。
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的驻地和兵力等情况。
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
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1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聂荣臻很关心当地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多次去参观访问,总结他们科学种田的经验。
12月19日,他写信给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
信中说:“趁三秋未完,首先走访了何横城生产大队,我认为很值得学习,现将我看到的,大队的同志们说的,以及阅读他们过去的各种经验总结所得,简述如下,请阅后转报中央。”
他在所附的材料中说,何横城大队由于实行“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方法,1969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1115斤;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57斤;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36斤。
大队1969年交售给国家商品粮15万斤,集体储备粮28万多斤,为备战备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些好经验,建议在农村推广。
此外,他在邯郸参观了棉纺厂、钢铁厂、光学机械厂、陶磁厂、水泥厂、峰峰煤矿等多处厂矿企业,有的单位还去过多次。
利用这个机会,他尽量深入实际,多了解情况。
聂荣臻不服邯郸当地的水土,逐渐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常痒得睡不着觉,从手脚部位开始,逐渐遍及全身,虽多方延医服药,北京也送了些药去,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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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2)
1970年2月11日,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北京治病,结束了邯郸之行。
“五一”节,聂荣臻出席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以后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此后就再没有回邯郸。
1970年8月18日,军委办事组派人来通知聂荣臻,要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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