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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1）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的议程是：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二、修改党章。
三、讨论国内外形势。
四、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可会议中间，林彪、江青一伙突然集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问题。
在分组会上，对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算总账（谭震林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把这7位老同志污蔑成是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温玉成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在逐个念了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6个人的名字后，停了一停说：“还有聂荣臻。”
10月13日下午，十二中全会开幕。
会上，周恩来作了大会议程的报告以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说“二月逆流”问题，主要说了各省的形势，和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也说了“多中心论”的问题。
大会开幕以后，转入小组讨论。
聂荣臻被编在第二组。
参加这个组的有陈伯达和温玉成，其余大多是聂荣臻的老部下。
在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三四个月，聂荣臻已基本处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境地。
接到通知后，他知道会上肯定是要受批判的。
10月8日，他写了个在会上检讨的发言稿。
10月16日，他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多中心论”的错误。
联系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他增加了部分检讨内容，说：“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七机部‘916’总是抓住我不放，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
在科研工作中，“沿袭和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办科研的东西。”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聂荣臻等一般中央委员，都没有想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突然在第一组会议上，集中批判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问题。
康生首先发言，为制造有一个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问题定调子。
康生说：“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酝酿了。
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康生发言后，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立即呼应，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军夺权”、“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对延安整风”等问题上，指名道姓，大肆攻击出席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硬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
谢富治最后发言时，还批判了朱德、陈云两位老同志。
康生等4个人的发言，发下去以后，各个小组立即转变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带批判朱德、陈云。
在第二组，由陈伯达发难，温玉成帮腔，集中批判聂荣臻。
在17日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问题，突然对聂荣臻责问说：“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
“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我问了剑英，他说没跟别人说。”
聂荣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2）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加上心里有鬼，说话吞吞吐吐。
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搭腔。
聂荣臻倒是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不予理睬。
陈伯达气急败坏地说：“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聂荣臻从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1934年确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
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招供，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
敌人问不出什么，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的时机，她带着不到4岁的聂力，逃出了虎口。
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聂荣臻对妻子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经得起审查的。
所以当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出现“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时，他根本不予置理。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来那里告状。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
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
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在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说聂荣臻参与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一再追问他与所谓“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关系，目的是逼他承认是“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陈伯达的同伙有次追问聂荣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干什么？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干什么？哪一天，某某到你家里来了，来干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
聂荣臻一听火了，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及其同伙：“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陈伯达及其同伙还在小组会上对聂荣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在1966年科学口万人大会上的态度，北航28昼夜事件，反对军队院校撤工作组，对红卫兵大串联不满，对上海“一月夺权”不满，参与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贯走专家路线，犯了“多中心论”错误，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时搞大摊子，在西山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等等。
聂荣臻对这些指责，有的承认，做了检讨；有的沉默不语，以免再生是非。
聂荣臻的老部下们，在小组会上没有揭发什么问题，只是一般地表表态。
他理解和感谢这些老部下。
有位参加第二组会议的老部下，十二中全会以后不多久，在三○一医院碰到聂荣臻的秘书时说：“请你向聂帅问好，要他保重身体。
聂帅是正派人，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调。
林彪讲话以后，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员”，“犯了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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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总账，还有聂荣臻（3）
但他同时又说：“思想沉重，根本没有想到我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员，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沾边。
因此，根本没有向这个问题思考和检查。
问题提出以后，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经过最近几天同志们的揭发帮助，认识才开始有所提高。”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说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他是受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蒙蔽的。
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