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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定要按中央、国务院、军委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办。
违背了斗争大方向，就会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三、“草红总”的大方向是有错误的。
你们卷入了“八一八”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行动。
公开宣称与这个造反组织胜利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
你们把矛头指向驻厂部队，指向人民解放军。
你们把矛头指向厂内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指向厂内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这些都不只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原则问题。
四、由于“草红总”所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使工厂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
“为了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能正常进行生产和科研工作，我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
五、希望大家回去后，向广大群众做好思想工作。
“草红总”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就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
周恩来在会上也讲了话，支持聂荣臻的意见。
3月5日，聂荣臻签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决定”宣布：一、“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科研以及行政等工作，均在军事管制下进行。”
二、厂内不准夺权，“草红总”已夺的权，应该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
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
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
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
“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
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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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3）
“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
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
“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
“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的发言纪要。”
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
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
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是不适当的。
我宣布收回这个讲话。
但仍应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
电报最后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
这几句，体现了聂荣臻最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群众斗群众。
这份电报发出以前，是经过周恩来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也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历史总是公正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不是王昭，王昭当时不在西宁，但却为此被迫害致死。
也不是赵永夫。
军队当时确实是被迫还击的，才酿成了不幸的西宁流血事件。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1）
“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一顶政治帽子。
聂荣臻成了戴上这顶政治帽子的代表人物。
在“文革”期间名目繁多的种种迫害中，因为“多中心论”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聂荣臻。
“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一项罪名，就是所谓聂荣臻推行了大科研主义。
意思是通过大量组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突出自己，另立中心。
事实上，在军事接管中，聂荣臻强调4条基本原则：一、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不能要，像数学、物理、化学、原子能基础理论、基本粒子的研究力量，都要留在中国科学院，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
二、必须强调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
各国防科技研究院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万事不求人。
为解决各研究院试验、试制力量薄弱问题，在对方愿意的基础上，可以向外单位要点小型工厂或车间。
三、不纠缠1964年的“部院合并”问题，那是中央批准的。
四、通过军事接管，要促进各单位的大联合，并力求迅速恢复各项科研业务工作。
1967年5月3日，在第六十七次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军管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他在第八十二次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的方案》的报告。
经过军委讨论同意，9月19日，他又将这个报告提到由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也获得通过。
9月20日，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聂荣臻在报告里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配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已有的研究院，这次只做些调整充实。
如核武器、地对地导弹、潜（艇）对地导弹、飞航式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航空（飞机）、舰艇、兵器、坦克和军用车辆、电子工程设备、国防科研工程设计等12个研究院。
第二类是目前急需填补加强的新组建的研究院，共有6个：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反导弹反卫星（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任务）、电子元器件、国防光学、国防新型材料、空气动力研究院。”
报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把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及其紧密配套的研究力量集中到军内来……武器装备研究与作战使用要求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
二、这样调整改组，虽然研究院、所的数目增加了些，但人数增加不多，通过统筹规划安排，各个领域都有了研究院……在中央军委批准的统一规划下，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大大纠正了研究工作上的重复浪费、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的现象。
三、这样调整改组，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
四、可以迅速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使国防工业生产尽早结束仿制局面。”
从报告里可以看出，聂荣臻是深思熟虑的。
这是他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