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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3)
经过二十多天五十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
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扫荡”某一地区,将八路军赶走,随后驱迫大量民工,携带物资器材,突击筑堡,企图站稳脚跟,再向四周“蚕食”。
这就是所谓的“跃进蚕食”。
2月21日,聂荣臻就此指示各部:对敌人的“跃进蚕食”,我方初期应以小部队、地方武装,在敌人周围袭扰,迫使他们分散兵力,然后用各种办法驱散和抢救民工,破坏物资器材,使敌人无法挖沟、筑堡。
在敌人兵力分散时,八路军集结主力,打击孤立或力量较弱的敌人。
在地形有利的地区,组织顽强防御,以尽量杀伤和迟滞“跃进蚕食”的敌人,并尽量组织夜袭,疲惫敌人。
敌人孤军突出,经常被我军突然袭击。
民工都是被强迫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打就散,甚至不打自散,任意抛弃物资器材或主动交给八路军。
有的地方,一次就驱散民工达一万多人。
这样,“跃进蚕食”的敌人就失败得更惨。
这种你来我往的反复斗争,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区逐渐摆脱被动困难的局面,共恢复和新建了一千六百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贯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冀中区、冀东区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冀中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日伪军近四千人,恢复村政权达三千五百多个。
使日本侵略军在冀中重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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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回到了当时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仍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已改称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饱经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却蓄意制造种种事端,把内战的烽火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头上。
所以,一回到晋察冀,聂荣臻就忙于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之中。
首先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率部占领了原本由八路军驻守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卓资山、集宁等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并继续向张家口方向推进。
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命晋察冀军区抽调3个纵队、晋绥军区抽调5个旅的兵力,发起绥远战役。
10月15日,聂荣臻率部西进。
两区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到10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11月中旬,又完成了对包头的包围。
傅作义的主力,被包围在这两个战略要点里,凭坚城固守,作困兽之斗。
但由于我军当时装备差,缺乏重武器,部队训练少,兵力上又不占绝对优势(我军总兵力53万人,傅部47万人),再加上严冬降临,我军后勤补给线长,给养补给困难,未能攻克归绥、包头。
12月1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并于12月下旬回到了张家口。
绥远战役历时两月,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大片失地,但未能达成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和解放绥远的战役目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全面内战。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战略意见的建议。
建议提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3大战略区,应集中力量打下山西,使三区连成一片,以便腾出兵力对付周边的国民党军队,为此,晋察冀拟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
两天后,中共中央复电:“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平汉、同蒲路)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首先是打下平汉路和石家庄、保定。”
对此,聂荣臻认为,单靠晋察冀的力量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建议与晋绥军区配合,先打下大同。
建议获中央批准。
7月,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配合,发动了晋北战役。
经一个多月作战,歼敌八千多人,解放了晋北大片地区,孤立了大同。
随即发起大同、集宁战役。
大同、集宁战役是由聂荣臻统一指挥的。
8月2日,他到阳高主持了作战会议。
会议确定:组成野战军指挥机构。
以晋绥军区张宗逊任司令,以晋察冀军区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线统一指挥。
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5个旅围攻大同,力争尽快攻克大同,以4个旅部署于大同北的集宁地区,歼灭傅作义可能来犯的援敌。
大同是座坚城,易守难攻。
我军在当时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打了一个多月,只是肃清了外围敌人,未能攻克大同。
不出所料,9月10日,傅作义的3个师救援大同,被我军包围于集宁,遭受重创。
傅作义又以1个师增援集宁被围之敌。
此时,我前线指挥员处理不当,不是一鼓作气,先吃掉被围在集宁的敌人,而是以大部队掉头去打援敌1个师,致使失去了歼敌良机。
傅部4个师在集宁会合,我部处于被动态势。
为避免兵力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9月13日下令我军撤离集宁,9月16日又下令撤围大同。
第一节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