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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那时候，曾山很穷，我们共产党人都穷，他甚至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送给我。因为我们是干革命的，从心里鄙薄任何私有的东西，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愿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我很高兴自己当年的选择。
由于国民党阻挠，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滞留了一个多月，经过中央和国民党交涉，才给了我们通行证。我们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几天，又坐大汽车到了皖南云岭。
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小小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流亡的难民、学生和伤兵到处可见，头顶还不时传来敌人隆隆的飞机声，抗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皖南。
我们全家团圆了
到上海后，机关给曾山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住处。那是一处银行家的洋房，说是为了照顾曾山。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条件太好了，房间很大，还有花园草坪，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了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立即让机关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们在复兴中路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财委秘书长李人俊住在楼下。我们家用了三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兼曾山的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楼上还有不少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起来，不让用。他把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统统锁在其他房间里，不准家里人动用，不久都让国家拉走另派用场。
到上海不久，我们把丁儿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寇“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树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遇难。婆婆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婆婆对丁儿像命根子一样，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省吃俭用也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饭时就把好吃的挟到他的碗里，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真的。
1949年底，我们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还有孩子们的两个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们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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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回乡务农的婆婆
曾山妈妈一辈子很苦。家里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人，解放了，还是在农村劳动。曾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乡探望多年不见的老母亲。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她才同意来上海。那时，母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曾山还坚持把孩子们的伯母、叔母也接来上海。婆婆、兄嫂、弟媳在上海时，我陪着她们转了几次，但她们都是小脚，也走不动，只能在主要的地方转了转。老太太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家乡。
她说：“这里车太多，楼那么高，看得头晕，走一走就分不清方向了。生活也好，你们对我也好。可是我在这里不习惯，睡不着觉，老想家里的鹅呀猪呀。”
妈妈劳动惯了，闲不住，老人都这样，金窝银窝，舍不得家里那个老窝。家里还有房子，老房子比较旧了，但还能住。分了好几亩地，自己养了鸡鸭，鱼塘里养了鱼，院子里还有柚子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还都是女的，没有男劳力干活，那在农村就很困难。但妈妈不想给曾山增加负担，想着离开后，曾山可以一心一意为党工作。
曾山很孝顺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弟媳是他的责任，他把老母亲和嫂子弟媳接来上海，生活在一起，就是想尽些孝心。所以刚开始他不同意妈妈回去。
妈妈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没活干，坐着又吃又穿又用，要花不少钱，回到乡下，不能干重活就干点轻活。”
看到妈妈手足无措、坚持返乡、没着没落的神情，曾山也没有办法。那时曾山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更没有什么星期天，虽然母亲在上海，也没有时间陪她。曾山与我商量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是老党员，工作不能不做呀。妈妈苦了一辈子，劳动了一辈子，享不了清福，不让她干农活，她比什么都难受。可让老人家回家乡，没人照顾，她那么大年龄，还要劳动，我确实是不放心，怎么办？”
由于老太太执意要回乡，最后我们也只能同意了，安排两个女儿送三位老人回吉安。老人家回到家乡后，还像以前年轻时那样要强，轻活重活都干，由于生产和养猪搞得好，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妈妈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过我们家。曾山和我们全家人都惦记她。1962年，我和曾山回乡探望老人，他感慨很多，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家慈”是妈妈康春玉，勤劳慈祥，生育了五男二女，有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只有延生、洛生（曾山）、炳生长大成人，哥哥延生和弟弟洛生为革命英勇牺牲，家慈的七个儿女只剩下曾山一个人。下联是说父亲曾采芹，为人忠厚，在孩子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他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狱中。曾山给妈妈讲对联的意思，老人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1964年，我们回到吉安家乡探亲。那时，妈妈已经80多岁，嫂嫂、弟媳也是花甲老人了，生活很清苦。省民政厅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住三位烈属，为了表示对烈士亲属的关心，给每位烈属补助20元钱，共60元。曾山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后，就将60元钱退给省里的同志，说：“我是内务部长，应当关心全国的烈士家属，你是省民政厅长应当关心全省的烈士的家属。我家烈属有困难，我会解决，你们不能给予特殊照顾。”
曾山是个孝子，十分敬重母亲。我们有五个孩子，虽然生活也不是很宽裕，但解放后，他总要省出三分之一的钱寄给母亲和嫂子、弟媳，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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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劳动光荣啊！”
解放初，我的子女还小，都在华东保育院。而曾山的两个大女儿已经都结婚了。有一天，曾山的大女儿庆绣到了上海，说想找个工作。曾山就让她去纺织厂学纺织。大女儿去纺织厂工作了一段，有一次，回家后就说不干了。因为工厂的同事不久就知道了她是曾山的女儿，人家都说她：
“你是副市长的女儿，是大小姐，怎么能干粗活？”
大女儿从小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文化，一回家就哭。我问她原因，她就说，人家笑她是市长的女儿，还干这种工作，要换个别的工作。
老头看见她从纱厂回来不愿做工，就劝她坚持干下去，她一时想不明白。曾山就对她说：“你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