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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找鬼子报丧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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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4）
王景希，是定县东旺村一个普通农民，20多岁，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村里人都说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东旺村和相邻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据点，驻扎在这两个据点的日军，属一个小队的建制，经常三三两两，甚至单个，从这村到那村，互相串门。王景希瞧在眼里，心想要有支枪多好，乘机可以干一家伙。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干部跑到王景希家，老两口忙不迭地烧水做饭，放风瞭哨。这位干部吃罢饭，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随身带的一把托盒手枪，就压在枕头底下。起晌的时候，李村店据点的一个鬼子，扛着挺轻机枪，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到东旺村炮楼来看老乡。在村边耕地的王景希瞅见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鬼子下午准还得回李村店据点去。心里一下子“咚咚”跳起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悄悄回到家，从枕头底下抽出枪掖在腰里，又拿起耪地的家伙，来到村南红薯地，面朝着炮楼的方向，一边装着耪地，一边留神观察。
太阳平西的时候，那个鬼子果然扛着机枪，从东旺村炮楼里出来，回李村店据点去。这家伙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日本小调，根本没注意村边地里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从没打过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来愈厉害，一下子蹿上去，抽出枪对准鬼子，喊道：“别动。”那鬼子一下吓愣了，然后扔下枪，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没追他，满心欢喜地扛起机枪，跑回家中。
这会子家里正翻了天，那位干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个人，正满头大汗地找枪呢。正在着急，忽见王景希一脸高兴地跑进来，把挺机枪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枪往炕上一扔，说：“还给你的枪，你认识这两条腿的家伙是什么？”老两口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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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5）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张晓舟，是深泽县大直腰村人，中###员，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和才干。1938年，就任安平县县长，要说也是老资格了。安平县的干部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县委机关的公开名义是县游击大队政治处。老百姓搞不清县委书记是个什么官，但都知道县长是谁。而且“因袭传统习惯，只知服从政府。特别是对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一县之长，更是尊崇备至。”在百姓们眼里，县长，可是个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张晓舟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当县长，按说应该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蛮大，威风凛凛的，群众都不愿接近他。他本人也从不想接近群众，凡遇到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束手无策，一筹未展。时间久了，群众都离他老远老远，在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