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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教习期间，更是以学堂为基地，撒播暴力反清的思想火种。后来，他的名字就同湖北反清革命运动的光荣历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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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力的“新政”（3）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欲期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难”了。留学生中像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况且，曹氏等人也并非传统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年轻学子无论是受官方外派，还是自费出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探索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中外差距越拉越远的严峻事实时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导致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他们要么希望清皇朝尽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通过暴力把君主专制制度连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宪制重建家园。梁启超也算是明人不说暗话，他在1902年就提醒“当道者”：“欲闭关，则宜闭之于举国无一洋人之时；欲窒新说，则宜窒之于举国无一思想之际。而今晚矣！诸君欲行伪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于是乎派学生于外国。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长困于本社会，苟使之入他社会而与之相习，则虽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变，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余人矣。拔十得五，则其力已足动全国之思想界而有余。”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这是在逃钦犯梁启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很显然，晚清这次是败下阵来了，中国的国力走到了它的谷底。
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1）
19世纪中叶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中日两国先后发起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世纪性挑战中，日本巧妙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则严重受挫，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潭。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同步的，比较观之，早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两国即存在着80余年的“时间差”。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在日本，其具体标志性事件是1774年兰###动的兴起；而在中国，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为标志性事件。日本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其传统的“三国世界观”非常狭隘，认为世界是由中国、印度、日本三国构成的。而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后，随着西方“拉丁文明”的陆续传入，日本的精英阶层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774年，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证明了荷兰医学的正确性，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激烈批判，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诞生作为标志，才摆脱了华夷观念和“中国中心论”的束缚，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现代世界观的转变，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可见，从两国现代化的起点看，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发轫比中国早了80多年，这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时间差”，正是两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与日本早期现代化“先难后易”的推进路径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循着“先易后难”的路径向前推进的。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曾提出一种“先难后易”的现代化方略。他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求其易。”具体程序为：“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根据文明诸层次的主辅地位，将文明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主张循着精神、制度、器物这一“由难到易”的路径来推进现代化。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虽然没有完全按照福泽设计的方案推进，但大体上是以观念革新为前提，制度变革为基础，辅之以器物文明的移植输入，全面、有序地向前推进的。由于明治维新前日本已有三百多年学习移植西方文化的历史，解决了世界秩序观的转化问题，所以维新后执掌政权的日本社会精英人物对现代化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明治初年，他们便制定了“求知识于世界”、仿效欧美各国制度、殖产兴业的现代化方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立宪君主制，同时还学习西方经济、法律制度，大规模地引进、摄取西方“器物”文化，完成了产业革命，在“制度”、“器物”层面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反观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自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兴起以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已初步打破了华夷观念的束缚，实现了世界观的转换，为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明清封建统治长期奉行闭关政策，漠视西方文化，导致西学积累严重不足，文化观念的变革幅度不大，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精英人物对现代化的理解极为肤浅，遂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带有层次低、推进速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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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2）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