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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外进入太平洋如小笠原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样，朝鲜问题就成为最直接的问题。在日本看来，“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山县有朋预言，日本的敌人将是法国、英国和俄国，他进而要求大大扩充海军，并且将战争触角伸向朝鲜半岛。
《马关条约》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中华东亚秩序的解体。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工业发展急需的资本积累。日本历史学教授加腾佑三认为：“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数额庞大的赔款，如按明治二十八年即1896年的财政收入计算，这一笔赔款相当于4年零2个月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笔赔款一部分用于军备扩张和振兴工业，一部分存储到伦敦银行作为日本保有的外币，在实行着金本位的列国之间通行，成功地导入了一种新的金融制度。另有数据表明，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勒索赔款白银2亿3000万两，合10亿美元之巨。
透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10年间（1894—1904），日本的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公司数增长2．1倍，实缴资本增长2．8倍，出口贸易增长1．5倍。1897年八幡制铁所的创立，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凭借所得的战争赔款，日本于这一年建立起金本位制度，这样一方面健全了国内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使日本金融市场同欧美密切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对外的竞争能力，为日本在1905年战胜沙俄奠定了物质基础。
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西北太平洋的最重要的海上力量。随后“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为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而日本，作为原东亚秩序的一员，在加入西方秩序，对中国的挑战获得了成功后，开始建立它的“大东亚共荣圈”。
甲午战争是日本借用西方列强力量的结果，它更多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了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1）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日本蓄意向中朝挑起战争，接着是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介入中日争端，局面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
就在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名决定对朝出兵的6月2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与外相陆奥宗光等，已商定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但中国统治者却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袁世凯在1894年5月底接到朝鲜政府请援要求时，虽然对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对朝出兵的可能性不无担心，但却被日方宣称“必无他意”所迷惑，轻易地放松警惕，很快派兵赴朝。当日本6月2日决定对朝出兵、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实行军事动员之后，李鸿章等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欲速退倭兵，唯有速图剿匪”。甚至在6月16日和18日接到驻日公使汪凤澡关于日本增兵至5000余、“其布置若备大敌”的报告后，李鸿章还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似乎日本是否寻衅挑战，全视中方派兵多少而定。应该指出，李鸿章的上述认识与判断，至少在6月16日日本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六条之前，基本上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即使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在6月14日还说“我兵将归矣”；至6月22日，总理衙门还认为“但能将贼事办有切实头绪，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6月25日以后，一部分人改变乐观调子，说“口舌之争，已属无济于事”。即便如此，晚至7月18日，他们还是希望日本“悔祸”、“情愿就商”，幻想“不战而屈人”。
与中国统治者相反，日本当局自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后，对清政府会作何反应，挑战后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与其较量，早有明确估计。他们深知清政府高度重视朝鲜与中国东北唇齿相依的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料定东学党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必会应朝鲜政府之邀出兵，认定这是造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的大好机会。中、日在朝对峙局面出现后，日本政府又认准清政府最担心宗藩关系削弱，认为抓住这一点做文章，清政府“十有###”不会轻易让步，这样就能激化矛盾，恶化中日关系。对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对付日本挑战这一点，日本政府认为：清朝“依然墨守古习”，派系林立并且互相倾轧，“不确立自己立脚之地，单恃外力之援助”，李鸿章并非“豪胆逸才”，没有“非常之决断力”，只不过是“善视事机之利害得失之人”，清政府“缺乏中日两国间纷扰不解时不得不诉诸干戈之决断”。
甲午战争前的朝鲜半岛，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军事对峙的局面一出现，俄、英等国便打着“调停”的旗号，频繁插手。它们的真实立场与动机，事后虽然尽人皆知，但在当时，却是扑朔迷离，不易判断的。在一段时间里，俄、英表现出希望中、日同时撤军、维持朝鲜原状的倾向。如俄驻华公使喀希尼向李鸿章表示：“极愿两国撤兵”，“断不容倭妄行干预”；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6月30日对日本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称：“若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英国则在6月中旬就对日本驻兵朝鲜表示不满，7月初又劝日对华妥协。
俄、英的表态，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备受鼓舞，断定俄国会阻止日本在朝挑衅，“必有收场”；英国也会与俄国形成“夹攻”之势，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当然，清政府内部对俄、英动向的判断并不一致，如6月25日上谕，便对俄究竟“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提出疑问，告诫李鸿章“勿堕其术中”。但也只是怀疑而已，并未完全推翻李的判断。帝国官员文廷式、志锐等言俄、英不会实心“调停”，不可能“强日人以就我范围”，是在7月10日俄国出尔反尔、声称“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之后，可算是马后炮。
在日本方面，它借朝鲜局势挑战，原本隐含与俄国争夺之意，又一心倚英国为靠山，因此对俄、英动向决不敢掉以轻心。当俄、英施加压力，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日本当局十分紧张，“悚然栗肤”，不得不稍为放慢对朝军事进逼。但他们没有轻易作出俄、英将阻止日本战争行动的判断。对俄国，日本当局虽一直担心它的干涉，但同时认为，俄之企图并非袒护中国，而是要防止日本占据朝鲜，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贯通远东，英国又牵制着俄国的行动，因此，“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还不可能进行武力干涉”。对英国，日本当局认定它要借助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不会轻易开罪自己，英国“调停”中日争端，主要是担心“本国政略及通商之利害”受到中日争端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利用“调停”加强其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因此，“若自己之主张不成立时，似无以兵力干涉之决意”；日本当局还认定：只要尽量做到无损英国利益，强调其牵制俄国的作用，英、日不仅不会处于敌对状态，还可能得到它某种程度的支持。日本当局的上述判断，都在战争前夕得到证实，俄国于7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对其保证“并无侵略意图”，表示“甚为满意”，不再严词促其撤军；英国于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对日本的外交支持，7月23日又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对华开战后不要进攻上海及其附近，这无异于为日本发动战争大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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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2）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判断的一误一准，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决策与行动。清政府由于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志在必战，又对俄、英动向作出误断，因而在日本准备挑起战端的危急关头，仍立足于和平解决争端，将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重五十日，迄无要领”，战备、动员均迟迟不用力进行，致使战未开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而日本却窥透清政府动向及其弱点，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