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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卡斯特罗严肃整顿军纪后，部队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成为一支与巴蒂斯塔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是一支爱护群众、纪律严明的军队。卡斯特罗始终认为，一支没有纪律和信念的军队，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战胜杀气腾腾的敌军的。因此，纪律是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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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很特别的信（1）
2004年12月23日，古巴哈瓦那，古巴国家银行主席Francisco Soberon在和卡斯特罗主席说话
当卡斯特罗率部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与巴蒂斯塔的军队进行作战，并坚持独立的游击战争时，国内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美国正在加紧干涉古巴内政。因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古巴是襁褓里的婴儿，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巴蒂斯塔曾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但现在形势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此外，与巴蒂斯塔政府有亲密关系的、原驻古大使厄尔·史密斯回到美国后，他在控告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阿伦·杜勒斯的同时，建议派特工打入卡斯特罗的游击队的高层领导机构，弄清共产党对卡斯特罗的影响程度。不过，美国政府中的温和反对派主张与卡斯特罗对话，因为他们认为在卡斯特罗的革命纲领中没有反美内容。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同“七·二六运动”领导人福斯蒂诺·佩雷斯、阿曼多·阿特等进行接触，并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维查作为驻圣地亚哥副领事，积极为“七·二六运动”提供资助。
卡斯特罗虽然不反对与美国政府对话，但他仍然对美国政府的诚意表示怀疑，并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他仍然全力致力于发展和扩大游击队的工作，这是促使巴蒂斯塔下台的最有力的动力。于是，他派豪尔赫·索图斯下山，前往迈阿密为游击队筹资和运送武器。与此同时，劳尔·奇瓦斯也走出国门，积极为游击队筹措资金和武器。这时，他还获得确切的消息，古巴政府反对派的联合工作正在美国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7年11月1日，经过有各党各派参加的一系列会谈后，终于形成了迈阿密协议，实际是组成了“古巴解放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共有七个流亡组织，即：（真正）古巴革命党、（正统）古巴人民党、真正组织、大学生联合会、革命工人领导委员会、民主党、革命领导委员会和没有派代表参加的“七·二六运动”。
根据“古巴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在拟定的纲领中决定成立以帕索斯为首的临时政府，将接受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监管，并在18个月内实行改革和举行大选。然而，这个拟定的纲领，或是协议，完全与卡斯特罗、劳尔·奇瓦斯、费利佩·帕索斯于7月联名发表的马埃斯特腊山宣言背道而驰，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不反对外国干涉和军人执政。
不久，委员会形成的协议被送到哈瓦那后，“七·二六运动”的领导看到这个协议后，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协议上有费利佩·帕索斯和军方代表莱斯特·罗德里格斯代表组织签的字，但他们从未参加任何协议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商议后，决定起草一份致委员会的声明，明确告知“七·二六运动”对委员会不承担任何允诺，直到听取卡斯特罗的意见。但是，这份由阿曼多·阿特和路易斯·布赫起草的声明并没有完全否定协议的签名，因为他们很快知晓了“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豪尔赫·索图斯和雷内·拉莫斯·拉托尔（即丹尼尔）也支持这个协议。
在此之前，莱斯特为了向国内运送武器，在墨西哥与原总统普里奥的代表举行会谈，并在这里见到了自格拉玛号远征后，一直留在墨西哥的佩德罗·米雷特和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当卡斯特罗率远征军出发后，米雷特一直在准备第二次远征古巴，但却没有行动。而阿尔弗雷多·格瓦拉被当局关押几个月后释放。这之后，莱斯特又来到迈阿密，找到革命领导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福雷·乔蒙，并说自己带来了卡斯特罗的指示，希望他参与委员会的纲领拟定。乔蒙表示不接受，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阴谋，而莱斯特却争辩说这是得到武器的可行办法。说到武器，福雷确实十分需要，因为他正准备远征古巴，但他在讨论中一直不赞同协议。
这时，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了有关委员会的消息，再加上“七·二六运动”没有发表明确的声明，他十分气恼。同时，他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脱离古巴国情和社会实际的“幻想革命”。另外，他开始构思一封致委员会的长信。与此同时，“七·二六运动”的几个领导商议后，决定派路易斯·布赫作为代表赴迈阿密，宣布有保留地取消费利佩·帕索斯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自封的代表资格。而阿曼多·阿特正急忙赶往马埃斯特腊山，准备向卡斯特罗报告情况，同时他带来推荐奥连特省法官曼罗努埃尔·乌鲁蒂亚·列奥担任临时总统的建议。但是，他最想知道的是卡斯特罗对这些问题的决定。
1957年12月14日，卡斯特罗从阿曼多·阿特的汇报中得知协议的内容后，立即起草了一封致“古巴解放委员会”的长信。他在信中明确表示反对协议，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重申了马埃斯特腊山宣言。他在信中用尖锐的笔调写道：
“今天的阐述仅仅是第一步……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有无可比拟的优越……对正与这个敌人作斗争的人来说，他一定会这样理解：如果说不是必须的话，竟连礼仪也不顾地就放弃征求领导和战士的意见而达成一项蓄意广泛传播的协议，并允诺由协议指导未来运动的发展，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无疑是相当残酷和卑鄙的。”
一封很特别的信（2）
卡斯特罗在信中声明说：“……‘七·二六革命运动’没有指派或授权任何代表团进行那种谈判。但是，如果事先征求一下意见，指定代表团也并非不可。这需要对代表进行十分具体的指示，因为事情是如此严肃，它关系我们组织现在和将来的活动……”
他在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得到的有关与这些组织联系的消息是驻国外的军事代表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先生在它的报告中提供的：‘我怀着对普里奥和领导委员会的敬意告诉你，我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制定一项绝对纯属军事性质的计划，直到组成三方保障和敬重的临时政府。理所当然，我的建议是以接受山区宪章（宣言）为基点……据此，政府的组成应顺应全国爱国力量的意愿。这就带来第一个困难。当出现总罢工的呼声时，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普里奥坚持认为缺乏足够保证胜利的行动人员……我对此表示异议，说当他认为万事俱备时……再通知我讨论有关达成协议的可能……同这些先生绝对不存在任何允诺，我相信，在未来也不宜做出这种允诺……’”
卡斯特罗在信中对上述报告进行更正说：“面对国内外舆论形成的既成事实，剩下的惟一选择是使用儒家思想所特有的内涵进行辟谣……我们从不接受牺牲基本原则……它体现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宣言中……我们声明反对干涉不仅意味着请求不要为帮助革命而干涉，因为这将忽略一条有损全美洲人民的原则……而是因为制止干涉就等于推翻独裁。”
卡斯特罗在信中对委员会的计划表示怀疑，他指出说：“……此时此刻，民族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幸是错误地幻想着没有了独裁的古巴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军事委员会取代巴蒂斯塔加以解决……难道这样民众就能体面、诚实地进行管理？士兵们回到兵营，每人都履行各自的义务？或者，难道我们在等待当巴蒂斯塔无法支持下去时会兴高采烈地把政权移交给3月10日的将军们？”
他在信中继续指出说：“事实告诉我们，一旦现有的秩序结束，一系列制约便告解体，犯罪行为若得不到及时扼制便萌芽滋生……‘七·二六革命运动’要求自己承担维护公关秩序、重建共和国武装机构的责任……因为这是全国唯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人员组织，是一支取得20次对敌胜利的军队……”
“真正党人继续考虑在首都发动政变吗？继续囤积越来越多的武器�